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将离开工作多年的环保系统而转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和第一副院长（正部级）的消息，多少让环保界有些五味杂陈。在他担任环保部（国家环保总局）副部长（副局长）的这十三年中，他是中国政府环保理念的标志和旗手之一。而他也因为铁腕治污而赢得了一个难忘的绰号：“风暴潘”。
他在任内推动了许多具有突破性的环保政策（例如绿色GDP核算等），但他的有一项“环保遗产”却很容易因为他近几年远离媒体聚光灯而被忽略。那就是他对中国环保的“论述体系”所做出的贡献。他对中国环境问题的论述因其“中国特色”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国内的环保话语体系。在他暂别环保界的当口，回顾他的这一份贡献应该正当其时。
2007年，潘岳面向一群青年学子进行了一次演讲。这次演讲随后被整理成文，在“中外对话”网站发表。当时正值潘岳广受关注，他在演讲中所表现出的雄辩也令人印象深刻。这篇演讲提供了观察潘岳环保思考的一个有趣和重要的截面。
与西方主流的环保论述不同，潘岳的环保理念并不围绕“人与自然”这对核心关系展开，他更关心的是“环境与国家”的关系，出发点在民族的复兴。在这篇题为“绿色中国与少年中国”的演讲中，潘岳告诉他的听众，环境灾难将不仅破坏中国的自然资源、伤害它的经济，而且将阻碍这个国家的重新崛起。
他将中国当下的环境危机放置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脉络中，把它与百年前中国受到的帝国主义压迫以及解放后的探索波折并列，作为中国人要迈过的历史性的“坎儿”。他认为过去百年来每一代中国人都承担着属于自己这代人的“历史使命”，将中国向复兴的道路推进，而新一代人肩扛的历史使命就是寻找中国绿色发展之路，解决环境问题。这种将环境议题的“拔高”可能会让人觉得潘岳在为自己的部门利益说话，毕竟当时的环保总局属于弱势部门，需要这样的鼓呼来争取关注和资源。但潘岳当年那些貌似“耸动”的预言（例如中国的环境问题将在经济尚未完全发展到位时就集中爆发），却随着近几年急剧恶化的空气质量等环境问题而一一应验。
在潘岳关于民族复兴的论述中，抛开那些看起来是为了争取支持的修辞之外，确实有一些区别于传统的“富国强兵”式话语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元素。他对于中国未来的愿景包含了一些高度理想化的核心内容，例如可持续性、社会公平、民主决策等。在这个愿景当中，环境保护领域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意义和重要性：作为中国社会实践上述要素的“试验场”。
可以说，“试验场”论是潘岳对于中国环保领域的最大贡献之一。他把听起来是科学技术范畴的“环保”问题与更宏大的社会改革议程相联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环境领域的每一个问题都反映了当前中国的一个侧面，而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是改造中国的实验。例如，解决了绿色制造业问题，就能同步解决核心竞争力问题；解决了环境生态补偿问题，就能够为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提供经验；建立了环境民主决策机制，就能够为全面的行政体制改革开路。”
2005年的圆明园防渗工程争议是潘岳的“试验场”论的绝佳注脚。当时，圆明园管理部门的湖底防渗工程引起了社会的反弹。环保组织认为该工程可能会破坏当地生态环境，而且项目未经过环评就已上马。潘岳所在的环保总局抓住这一契机，推动圆明园重新进行了工程环评，并破天荒地召开听证会，把公园管理方、环评方、民间组织、专家和媒体聚集到一起公开讨论工程的利弊。当时，潘岳对媒体说，希望以此案例，显示环保总局决策公开透明、按照程序办事。
潘岳的“试验场”论为刚刚萌芽的中国环保领域提供了宝贵的空间和“氧气”。把环保与国家的建设和改革联系在一起，使得这一领域获得了全新的合法性。在这个领域里，各方可以相对开放地就信息公开、程序正义等“治理”（governance）领域的话题展开讨论与争鸣。多年以后，当中国环保的主流论述体系变得更为个人化和权利导向（“邻避运动”的崛起即是一例），潘岳的“环保国家主义”多少会显得有些沧桑了。但正是它所开拓的环保论述空间，才使得后来更丰富的环保话语体系成为可能。
在潘岳的环保理念中，有一些东西具有鲜明的个人烙印。例如，他认为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伦理和文化范畴的问题，并应该在这一层面得到解决。他对于中国生态问题的批判具有很硬的道德内核，认为是人们无止境地对短期物质利益的追求，忽视自身的道德责任而导致的这些问题。他对于儒家伦理的强调显示了他认为外在问题源自内在价值取向的这一倾向。这种对环境问题从道德和文化的角度所进行的批判在当下已经非常少见了，尤其是像梁从诫先生（“自然之友”创始人）这样的“环保文化人”纷纷谢幕之后。在环保领域充斥着技术性讨论和政策分析的时代，回顾潘岳2007年的这篇演讲可以作为一种提醒：中国环境问题具有多层次多面向的本质，而对它的干预也应存在多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