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被誉为“中国拉夫运河事故”的常州外国语学校化工污染事件登上了中国各大媒体的头条。这所学校的新址位于一个旧化工厂的废料堆弃场。学校于2015年正式搬迁至此后便相继有数百名学生在入学后患上了严重疾病。
常外事件引发了众怒。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学校周边的土壤和地下水都检测出了剧毒物质。
患病学生的症状包括皮疹、头痛、咳嗽、流鼻血，严重的甚至患上了淋巴癌和白血病。因此，家长和学生怀疑重污染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有评论人士认为，此次常外事件堪比1978年美国纽约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爆发的臭名昭著的拉夫运河环境事故。因为两者的表现惊人的相似：正是掩埋在学校校园之下的有毒化学废料引发了拉夫运河事件的严重健康后果。而且，如此骇人的安全事故也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和批评指责。
拉夫运河事故可以算是环境保护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被广泛认为是抗击有毒污染行动的开始，同时也因推动环境污染赔偿追缴而被世人铭记。
拉夫运河事故的后续影响之一就是1980年超级基金法案的诞生。该项法律规定对美国国内所有相关污染企业进行征税，所得税款将用于清除剧毒废料场带来的环境威胁。
常州外国语学校化工污染事件之后，中国的环保行动主义者也开始积极呼吁出台新的监管条例。
其实这已经不是人们第一次拿拉夫运河事件来做这样的比较了。早在2013年2月，有人就在博客上曝光了山东某地向地下水排污、污染地下水环境的状况。消息一出便在网上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和谴责，并称之为“中国的拉夫运河时刻”。这也是广大民众呼吁有关方面采取深入行动的一种体现。
为什么拉夫运河事件如此重要？为什么要对这两个事件进行比较？中国和常外又能从中吸取到什么教训和经验？
拉夫运河事件始末
拉夫运河最早由企业家威廉·T·拉夫于1890年代开始修建。拉夫期望借助这项工程将尼亚加拉河上游和下游连接起来。此外，他还设想在这里建造一个叫做“模范城市”的企业城镇，而拉夫运河的建成将对这个设想城市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资金短缺，拉夫在运河仅仅建造了3,000英尺之后就放弃了这个项目，就像上世纪好多其他未完工的项目和鬼城一样。
除了著名旅游景点这个名头之外，尼亚加拉大瀑布从20世纪上半页开始就已经成为了该地区的重工业中心。由于周边自然资源丰富，同时还临近工业高度一体化的“铁锈工业带”，尼亚加拉河沿线建起了大量的化工厂。工业城市快速兴起，也吸引来了大量想要在工厂工作的劳动力。
1942年到1953年期间，胡克化学公司（现下属于西方化学公司）在拉夫运河一带掩埋了大约2万吨有毒工业废料，涉及化学品超过200种。虽然胡克公司在污染废料表面进行了黏土封顶处理，但是由于没有做好与运河之间的隔离防护，因而为后来的泄露事件埋下了隐患。
1953年，胡克化学公司将这块16英亩的土地以1美元的象征性价格卖给了尼亚加拉瀑布区教育委员会，前提是胡克不会对可能的化学污染影响负责。上世纪50年代后期，人们相继在这里修建了一所小学和一百幢房屋，拉萨尔地区的工薪阶层也在这里逐渐“生根发芽”。
新居民们对这里曾经的污染并不知情。但是1977年的一场寒冬造成地下化工液体泄露，腐蚀了当地居民的地下室和后院，这不免让人们起了疑心。起初大家只是担心房屋价值不保，但是随着社区内流产、先天缺陷和疾病不断出现，人们认识到问题好像并不是那么简单。
作为一位母亲以及当地居民，罗伊斯·吉布斯领导拉夫运河运河居民管理委员会发起运动，要求政府关闭学校，同时对拉夫运河造成的健康影响进行深入调查。起初，政府官员、企业代表以及科学专家都对拉夫运河带来的健康威胁予以否认。然而，随着抗议活动规模越来越大，报道病例越来越多，拉夫运河事件终于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
1978年8月，纽约州卫生官员宣布拉夫运河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当地239户家庭被全部疏散。随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也宣布了紧急状态，这也是该国第一次因为技术灾难而宣布紧急状态。此外，政府还资助了剩余的转移疏散工作，并帮助另外780户居民在1980年3月完成异地安置。
爱河事故最终推动政府在1980年出台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划分综合法案》（简称CERCLA），也就是人们熟知的“超级基金”法案。
联邦“超级基金”法案通过向化工和石油企业征税，建立了一个总额为16亿美元的基金，用于清除剧毒废料堆弃场造成的环境影响。超级基金由美国环境保护署管理，自建立之日起已经协助处理了上百个有毒化工污染点。
2004年，拉夫运河区域从超级基金名单中被正式移除，但是人们对于污染物长期威胁的争论却从未停歇。
后续影响和教训
拉夫运河事件的给我们留下的影响显然是好坏参半。从环境政治和立法史上来看，这毫无疑问都是一场重大灾难。尽管经过了多年的努力，花费了大量的资金，然而许多超级基金治理过的地方仍然“毒性不减”。
企业还在继续污染，公众也只能继续承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体正越来越多地成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
“环境公平之父”罗伯特·布拉德就曾突出强调过美国的“黑色拉夫运河”问题，因为他发现环境不公现象与环境种族问题的关系非常密切。
种族与环境
环境不公事件在美国时有发生，但是能像拉夫运河那样受到关注的却少之又少。北卡罗来纳州沃伦县黑人社区多氯联苯填埋场事件（1973-1982年）和阿拉巴马州特里亚纳黑人社区DDT污染事件（1977-1982年）被认为是环境公平运动的开端，并与当时的民权运动密切相关。
而密歇根州弗林特地区持续了两年的水污染危机则被认为是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美国环境不公丑闻。2016年3月，一个叫做“弗林特水特遣部队”的组织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在水源保护方面，当地绝大多数黑人居民并未得到与其他社区居民同等的待遇。
第二波风潮
事实证明，拉夫运河事件的阴影在当地仍未消散。上世纪90年代，尽管缺乏环境风险评估，当地开发商还是在争议声中重新开盘进行销售。新建房屋就在曾经的爱河地带，只不过换了一个“黑溪小镇”的新名字。居民虽然知道这里曾经遭受过化学品污染，但是仍然抵挡不住低于市价的优惠价格。而且，房产经纪人让购房者相信，这里的化工污染威胁已经消除了。
然而从2013年起，拉夫运河地区因有毒化工污染影响引发的法律诉讼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因为黑溪小镇居民发现自己患上了与这里前任居民在1978年时一样的怪异疾病。上世纪拉夫运河事故的最后一笔环境补偿在拖延了数十年之后才在2005年最终了结，而这一次的第二波索赔恐怕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挥之不去的威胁
拉夫运河事故的影响其实还扩展到了其他地区。1964到1968年间，有关部门将有毒废料从拉夫运河废料场转运到了纽约州的威特菲尔德，并进行了封顶加固，此后并无泄漏事故报告。然而，2014年对该废料场的清理却让当地土地的可利用等级从3级下降到了2级。2015年，威特菲尔德废料场因对当地居民造成严重威胁而被超级基金收录在册。花费了如此周章竟然换来这样的结果，这简直是太讽刺了。
自此之后，类似的拉夫运河事故在全美各地不断上演。许多废料场看起来一番平静，其实只不过是危险没有曝光而已。而且事故造成的影响也是严重失衡。大多根本就没有得到媒体关注或政府注意，所以公众根本无从得知。美国本土的危险化工废料场就有不少，如果从全球角度来看，数目恐怕就更加惊人了。
常州事故方应该迅速深入地从拉夫运河事件中吸取教训。因为两者之间有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但是常州事故，或者说其他环境事故，是否有能力从环境政治、立法和整个历史的层面扭转事态，恐怕只有时间才能说明。
翻译：Estel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