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严重的水污染问题,中国政府一年多前出台了雄心勃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但目前公众尚未看到该计划的实质性进展。
除了一惯性的政府部门职能交叉、官员说辞相互矛盾等老生常谈的问题,水污染数据的不完整性与未公开性是当下面临的难题。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中外对话,“空气污染更容易让人感知,但地下水污染,是一个看不见的污染,如果数据没有充分公开的话,可能导致低效甚至是无效治理。”
环保部环评常聘专家库成员、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也持类似观点。他说,数据不能共享和公开是目前阻碍水资源治理的一个最大障碍,没有全面系统的数据,就不能对症下药进行精细化治理,这是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不能实现数据公开,对今后水治理的考核来说也是个难题。”
2015年4月份发布的《水十条》提出,到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总体为95%左右,全国地下水质量极差的比例控制在15%左右。(编者按;根据环保部(原环保总局)2002年发布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国地面水分五大类。I类、II类、III类可作为饮用水源, IV类、V类属于污水类,不能直接饮用,人体不能直接接触。超过五类水质标准的水体基本上已无任何使用功能。)
为确保这个目标的达成,《水十条》强调未达到水质目标要求的地区要制定达标方案,明确防治措施及达标时限,自2016年起,定期向社会公布。
按照《水十条》的规定,水环境质量目标管理由环境保护部牵头,水利部参与。
令人混淆的数据
水质监测是水污染防治的重要环节,为此国家投入巨资。但多部门各自为政,水质数据共享难。长期以来,中国水质状况难以说清,屡屡陷入媒体报道、官方“纠错”的怪圈。部门与部门之间,甚至部门内部的数据都不一致。
4月11日有媒体根据水利部2016年1月发布的《地下水动态月报》报道说,中国八成地下水不能饮用。
对此,水利部指出,该报道有误读。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陈明忠回应说,媒体误读的原因是,该报道所引用的数据,主要是关于地下水问题比较突出的北方平原地区浅层地下水的监测数据,“不是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的数据。目前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主要取自深层地下水”。
他说,中国4748个城镇饮用水水源地中,有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1817个,水质达标率为85%左右。
令人费解的是,水利部副部长矫勇在2014年3月“世界水日”期间介绍说,地下水水源地达标率为80.9%。这和陈明忠2016年援引的数据相差4%以上。
在中国,负责监测水质的除了水利部,还有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环保部《201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数据则显示,六成多地下水监测点水质较差和极差。国土资源部最新发布的《2015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2015年全国202个地级市开展了地下水水质监测工作,监测点总数为5118个。在所有这些监测点中,水质较差和极差的相加超过了总数的60%,水质呈优良级的监测点仅占9.1%。
为什么部门之间数据大相径庭?
彭应登向中外对话做了解释。他说,各个部门的监测点位置布点不同、样本获取途径不同、监测重点各异,得出的监测数据就可能悬殊。
数据共享和公开差强人意
在水质监测方面,中国政府并没有少花钱,这些监测工程由不同部门主导。
据南方周末报道,2011年,国务院批准国家级地下水监测工程。按计划,国家级地下水监测工程将于2017年底全面完成。包括两万多个新建、改造监测站点,由国土资源部和水利部共同完成,各自负责约一半左右的站点建设。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网站一则招标信息透露,由该部负责的工程总投资预计超过20亿元。
但时至今日,两万多个地下水监测点,国土资源部仅建成326个,水利部进展信息不明。南方周末记者致函水利部询问工程建设进展,至今未得到回复。为何工程进展如此缓慢?不能按时完成有没有惩罚措施?谁来监管?这些都无从得知。
不仅地下水数据是个谜,饮用水数据也难以公开。据媒体报道,2009年,为了“大致搞清”全国城市饮用水的水质状况,住建部水质中心作了一次全国普查。这次普查,是近十几年间最大规模的检测,覆盖了全国4000多家县级以上城市自来水厂,目标是得出最为接近真相的饮用水质数据。但是,住建部一直未对外公布这次调查所得的自来水水质数据。住建部官员称,要取得调查相关数据“需要授权”。
2012年5月,媒体报道说,业内人士称调查显示5成自来水不合格。住建部对此回应称,据2011年最新抽样检测,中国自来水厂出厂水质达标率为83%,城镇供水总体安全。
南京律师封顶向住建部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不合格的17%分布在哪些城市?哪些指标不合格?但他并没有得到回复。
封顶说,根据住建部的《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该部有义务每年收集并向公众公开一次水质监测数据,“但我却未查找到相关的报告和数据。”
环保NGO上海闵行区青悦环保信息技术服务中心负责人刘春蕾告诉中外对话,环保部有上千个地表水监测点,但只公开一百多个点的数据。
刘春蕾认为,信息共享和公开应分两步,首先,部门之间各司其职进行监测和共享。然后再由环保部门统一对外发布监测数据。对于部门之间出现的不同监测数据,应该主动向公众说明是什么原因造成,是因为监测点位不一样、仪器精度不同、指标不同,还是其他?凡此种种,都不应该隐瞒。
彭应登以北京市为例,向中外对话解释数据共享难的现状。北京市环保局每年要出一个环境质量报告书,由环保部门主导,水利部门、地矿部门等提供数据。但环保局得到的往往是加工后的文字报告,不是数据报告。
“缺乏全面系统的数据,就难以看到水质的时空变化和趋势,环保部门就难以进行系统性分析,难以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彭应登说。
彭应登说,从目前来看,不管是地方还是国家层面,不同部门间缺乏数据共享的机制和共享平台,离国家要求的部门间实现数据共享还差很远。
马军告诉中外对话:“长期以来,数据被看成是一种部门独享资源。”他强调,只有使这些数据在不同部门之间实现共享,才可以顺利进行数据分析和比对。
数据公开,治霾提供经验
中国的水质数据透明度和传播度,相比起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公众周知程度,显然滞后很多。
中国大气数据的监测和公开也经历了一个由外部推动、由不公开到公开的过程。
在2009年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进行空气监测和数据发布前,中国公众还不了解什么是雾霾,什么是PM2.5。
美驻华大使馆自行监测并从互联网发布空气质量信息,一度被中国官方指责为不符合中国要求,要求其停止发布。当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监测站显示北京空气污染已达“危险(hazardous)”水平时,北京市环保局同期的数据则显示为“三级轻微污染”。官方不得不出面解释为何两者相差甚远。
环保局官员承认,由于有了美国大使馆数据的对比,中国的空气监测数据显现出对外公开不够、公开方式不够人性化等缺陷。2012年环保部官员表示,要发布所有国控监测点空气质量监测信息,让公众及时了解监测信息。
《大气十条》的出台是空气污染治理的重要转折。为确保条例落实,国务院与各省级政府签订目标责任书,并进行年度考核,追究责任。现在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实时发布空气质量指数,还进行城市排名。空气质量排在倒数几位或空气质量下降的城市,相关负责人将被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