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原本静谧祥和的德国格伦察-维伦镇出现了与往日场景格格不入的三台巨型黄色钻机。这些的钻机的位置临近莱茵河畔。瑞士罗氏制药公司准备在这里挖掘并处理28万吨左右的污染土壤。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些设备将会在地下深处开凿出888个相互连通的钻孔，用于浇筑地下防护墙。挖掘工地上方还将修建轻质工棚。工人们会在工棚内将被污染的土壤装进集装箱。然后，这些集装箱将由附近的火车站运往位于德国和荷兰的热处理厂。到后期，它们也可以经由莱茵河岸边一座新建的临时码头用驳船运到附近火车站。
据外界专家和该项目的参与者所知，罗氏的Kesslergrube垃圾填埋场土壤修复项目是目前德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土壤净化工程。位于德瑞边境的项目所在地也成为了突破传统土壤修复方法和原理的标志。
然而，此处污染地只有一部分归罗氏管，另一部分则属于德国化学公司巴斯夫（BASF）。罗氏和已于2009年被巴斯夫收购的另一家瑞士化学企业汽巴是造成该地土壤污染的元凶。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里曾是一片填埋各种垃圾的砂石坑。重金属或氯化溶剂等有毒工业废料与家庭生活垃圾以及建筑碎石地被杂乱地倾倒在一块。
其实，只要监测并处理好地下水，人们并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但格伦察的居民对1986年瑞士边境的化学品泄漏事件记忆犹新。当时，山德士化工厂（Sandoz）仓库失火，大量污染物流入莱茵河，将河水都染成了红色。因此，Kesslergrube填埋场位置靠近莱茵河，便成为2011年有关部门认为“有必要对该地土壤进行修复”的理由之一。
罗氏和巴斯夫经过权衡，选择了截然相反的解决方式。巴斯夫决定在污染物周围建造封闭设施，然后表面用7层覆盖物密封，防止污染物泄漏。
有关部门认为，这项耗时2年、耗资 3000万欧元的方案符合《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中有关危险防范的相关规定。然而，该方案并没有达到当地民众的期望。因此，当地居民通过行政程序对巴斯夫公司的计划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表示，覆盖被污染地治标不治本，而且还会不利于该地区开展新的商业活动。
罗氏公司采取的措施则得到了这些愤怒的市民的认可。罗氏在工地附近设立了信息中心，不时有人前来参观。负责解说的罗氏首席修复官理查德·赫斯勒表示，“我们坚信挖掘法是最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转移了污染源，以后不需要再做维护工作。”
该信息中心形似立方体，二楼设有现代化的会议室，从那里可以俯瞰挖掘现场的全景。楼下是展示厅，以多媒体的方式向人们解释了垃圾填埋场的历史和修复计划。参观者在此可模拟体验在挖掘现场工作的感受。
虽然罗氏拒绝透露访客中心的建设成本，但那应该只占该项目2.39亿欧元总规划投入的一小部分。该项目的投入不仅是巴斯夫的封闭计划的8倍，还基本上达到了2015年巴斯夫5.38亿欧元全球环保和土壤修复项目总投入的一半。
来自两个国家的两家公司采取了两种方式。退休化学家、汽巴公司前环保项目管理人员、现民众反对巴斯夫（汽巴收购方）活动的积极成员彼得•多纳特（Peter Donath）说：“在土壤净化领域，瑞士是走在世界最前列的国家。” 瑞士法律要求必须进行风险评估，并且要求在两代人的时间里，无需对修复后的场地进行积极的管理。由此可见，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瑞士更倾向于挖掘法。
瑞士联邦环境署污染土地部部长克里斯蒂亚娜·维尔美尔说：“挖掘法尽管并不是法律默认的处理措施，但却是瑞士最常用的方法。”瑞士建筑用地需求旺盛，土地持有者因此会尽可能快地将他们的土地从国家污染土地名册上划掉。
可能有人会说，瑞士是一个非常小却又非常富裕的国家，而且没有像西德那样经历了二战后疯狂的经济重建阶段，或是整治东德污染严重的国有重工业的经历。在德国，超过3.7万处被污染土地已经得到修复或正在被修复。除此之外，据德国有关部门统计，还有超过32万处可能被污染的土地（需要修复）。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罗氏之所以如此尊重当地居民的意见，原因在于格伦察-维伦所处的位置。这个德国小镇实际上位于瑞士城市巴塞尔的郊区。而罗氏的总部正位于巴塞尔。巴斯夫的总部则位于距离此处以北260多公里之外的德国西南部的路德维希港。
归根结底，在两个国家之间作对比可能有失妥当，毕竟每一个修复决议都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瑞士的某些被污染区域，挖掘有毒材料所带来的风险可能超过其带来的益处。另一方面， Kesslergrube项目的承包方德国宝华资源曾完成过多项德国市中心地区的污染物清除挖掘项目，处理后的地区日后会用于建设地下停车场等设施。
巴斯夫面临的挑战
巴斯夫表示，其在Kesslergrube修复的地块的污染问题与罗氏公司所有的那一块有着本质的区别。
巴斯夫全球土壤和地下水修复部门的乌维·高格里茨称，巴斯夫的那块地污染程度没有那么严重，且面积是罗氏的两倍。因此，若采用挖掘法修复成本会更高，还会比罗氏项目的计划周期要长。罗氏公司的土壤修复项目计划耗时5年。
此外，罗氏公司的那片土地上空无一物，而巴斯夫的土地上之前还建了两座污水处理厂。如果采取挖掘法就得把它们迁走。
巴斯夫也不认同彻底挖掘清除污染物的方法更加可持续的观点。巴斯夫指出，挖掘法耗时长，无法立刻切断污染源。而且，运输和处理这些挖掘出来的危险物质还会增加碳足迹。
高格里茨坦承在未来几十年里都要对密封地点进行监测，从而确保密封墙内的地下水位低于墙外水位。尽管如此，他相信，未来会有更加可持续、更具成本效益的污染处理方式出现。
成本和效益
目前，成本-效益计算在土壤修复项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立法机构面临着既要起草法规又要构建金融模型的挑战，尤其是在无法确定最开始的污染方或者政府和社区所需承担的责任的情况下。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通过向化工和石油工业征税建立了所谓的“超级基金”，用于净化被弃置或无人管理的有毒区域。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为公共修复项目提供补贴。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起草法律法规的时候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中国最近出台的土地污染治理行动计划就因为缺少有关资金问题的细节内容而受到批评。
值得中国借鉴吗？
宝华资源（BAUER Resources）正在竞标参与中国的规划试点项目。其执行董事会成员罗曼•布鲁尔（Roman Breuer）警告称，过度依靠社会资本治理污染是不对的。他说：“在修复成本高过土地本身的价值的时候，公私合作等融资模型并不管用。”
中国的情况和东德相似。不同的国有重工业在大片大片的土地上反复污染。对中国来说，期望像罗氏在科伦察-维伦一样由某家大型私企全部买单是不切实际的。
翻译：金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