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总理李克强表示“向雾霾宣战”近三年后，这个冬天的雾霾中有了一丝微妙的味道。一方面，数据显示中国整体空气质量的确取得了好转；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空气治理力度的差异，似乎正在制造新的紧张情绪。
最近格外糟糕的空气令成都市民无法接受：先是双流机场因大雾和雾霾关闭跑道14个小时，取消上千航班，2万名旅客滞留在机场；紧接着成都地区又经历了一轮长达九天的持续空气污染。媒体很快注意到民众高涨的愤怒情绪。据第六声报道，一群艺术家在对空气污染进行公共表达时与治安民警发生不快。
在距离成都600公里的另一座西部大城市西安，艺术家同样率先对持续近一周的污染天气做出先锋表达。一群西安美术学院的学生学以致用，给校园里的一组石雕狮子带上了防雾霾口罩，把糟糕的空气变成了装置艺术的一部分。
也许令西部城市居民愤怒的不仅仅是空气污染本身，更是本地政府治理污染不力。当最常与雾霾联系在一起的首都北京以及京津冀地区的治霾手段越来越强悍——京津冀和河南、山东建立了庞大的区域统一雾霾应急机制，而石家庄为了空气质量达标干脆关停工业生产一个半月——西部城市空气治理和污染应急力度的差距更是彰显无遗。
发展与污染
以成都为例，该城现行的重污染天应急预案与北京有明显差异，三级（黄色）预警触发条件和北京的二级（橙色）基本一致，这意味着同样的污染状况下，成都的应对措施将明显弱于北京。
除了应急措施，成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受到诟病。
归根结底，污染还是与成都的现行经济结构息息相关。以空气污染物中最受关注的细颗粒物为例，2015年成都市的空气污染源解析明确显示PM2.5排名前三的来源是交通排放、燃煤和扬尘，均超过20%。尽管工业直接排放仅占6%，但鉴于钢铁厂等重工业企业也同时是燃煤大户，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直接和间接造成的空气污染依然可观。
过度倚重房地产开发和基础建设投资的地方经济也极大增加了成都的环境负担。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成都市2014年房地产开发企业施工房屋面积超过1.7亿平米，超过了北京和上海。而在2002年，这一数据不过才2000万平米出头。成都正在变成一座尘土飞扬的大工地，而扬尘是颗粒物的一大来源。
成都的交通规划更是直接造成污染。当北京的私家车号牌摇号中签率已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时，成都人买车依然没有任何限制。该市从2013年起机动车拥有量就紧随北京之后位居全国第二，且增速惊人，从2013年到2016年短短三年时间翻了一倍。目前成都有机动车464万辆，据媒体报道，车辆氮氧化物排放占到全市排放的一半。高温下氮氧化物产生臭氧，而高浓度臭氧可能导致呼吸道炎症、神经中毒、头晕头痛等。
相比之下，环境瓶颈已经令东部城市的发展变得小心翼翼，以京津冀和河南、山东为例，煤炭消费受限，钢铁水泥被要求去产能，重污染天工厂可能被停产，以往依靠污染大户拉动经济的模式受到严峻挑战。
“其他城市”不再轻松
一个不得不注意的细节是，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力度并不平均。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十条大气治理政策规定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区域的空气质量改善幅度比其他城市高: 到2017年，京津冀地区要在2013年基础上降低PM2.5年均浓度25%，而其他城市是10%。
这三个中国GDP最高的城市群的人口和污染源都比较密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其它地区污染治理挑战更小。按照绿色和平东亚分部对今年第一季度全国362个城市空气质量数据的统计，91座空气质量相比去年同期更差的城市中，三分之二位于中西部内地——即三个重点区域以外的“其他城市”。
相较大手笔治理雾霾的东部沿海城市，中西部城市的空气治理动作更为缓慢，似乎已成趋势。绿色和平东亚分部项目主任董连赛认为这一现象的背后因素之一是东部地区为治理环境将重污染企业，如燃煤电厂、化工厂等，向外迁移，而急需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西部地区则拥抱了这些企业：2015年中国批准建设的210座燃煤电厂中，四分之三都位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但“其他城市”的缓冲期即将结束，新出台的《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所有空气质量不达标的城市——可能涉及78%的中国城市——必须在2020年底把空气质量相比目前提升18%。
其实目前成都全年的空气质量还是比北京略微好一点，2015年该市PM2.5平均浓度为62微克/立方米，而北京是81。但随着北京向2017年60微克/立方米的目标狂奔，不管能不能最终达标，成都等西部城市相对东部传统污染重灾区的空气质量优势——如果有的话——都将逐渐减弱。
而且显然，随着西部城市居民环境意识的提高，西部地区对环境污染的“忍耐窗口”可能就要关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