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那么它的新陈代谢似乎总在我们看不见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很少有人会停下来，用哪怕一分钟的时间仔细观察拾荒人是如何把我们丢弃的物品清理，移除。他们似乎总能从我们的生活边缘轻巧地滑过，既带走我们不想看见的，更成为我们视而不见的一块都市背景板。
在《废品生活》中，两位社会学者胡嘉明和张劼颖用文字细细描摹京郊拾荒者不为人知的生活，展示出都市水泥森林的阴影中暗藏的蓬勃生命力。
在北京城区以北50公里一个叫做冷水村的拾荒者聚居地，拾荒者的世界在我们面前展开。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和我们想象的差不多：堆积成山的垃圾下脏水横流，猫狗和孩童在垃圾间玩耍；另一部分却令人大开眼界：一些拾荒者把自己的屋子弄得非常整洁，环境越是混乱糟糕，生活越是安排得井井有条；甚至，来自五湖四海的小家庭在大院里重新“组装”，你家的祖母帮着照看我家的幼儿，享受着一种打破了血缘界限的天伦之乐。
本书的两位作者告诉《中外对话》，了解拾荒者，看见垃圾，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看见都市。
中外对话（以下简称中）：《废品生活》把拾荒看作一种“非正式经济”，能否谈一谈在中国，非正式经济的拾荒与政府主导的垃圾回收处理体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张劼颖（以下简称张）：城市固体废弃物是城市化、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关于总体的废弃物的处理应该由谁来负责，曾经人们并没有一致的看法，而现在约定俗成的观念是，垃圾处理就是政府的公共事业。但垃圾的处理相比垃圾的产生具有滞后性，我们永远在试图对所有的垃圾进行处理，可以说这样的尝试一直“在实现的过程之中”。中国2004年就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一垃圾大国，而并不是所有的垃圾都能进入政府系统，个体拾荒者在其中扮演了很大的角色。
胡嘉明（以下简称胡）：除此之外，说到拾荒的非正式经济属性，政府也一直在尝试把个体拾荒者纳入到管理系统中，解决诸如回收不当导致的二次污染等问题，但可以说不是很成功。我们发现收废品人并不愿意被收编。书中有写到，收废品已经成为拾荒者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工作理念，譬如一些拾荒者认为收废品比在工厂上班自由得多，更不用担心被拖欠工资。
中：你们是怎样进入拾荒者这个群体的？他们的实际状况与你们之前的想象一样吗？
胡：我是跟着一些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同事下去京郊的，到了以后才发现这里还有一群特殊的“工人“。他们与我们认知的农民工——在现代化的工厂中进行福特式大规模生产的群体——有什么样的区别？这是我们在研究和书写过程中着重去讲述的。作为香港人，接触他们之前我对北京的拾荒群体并没有太多的认知，进入田野后我发现，这群与垃圾生活在一起的人其实是在为我们光鲜的都市生活“买单“。可以说他们直接维系中国现代性光鲜的一面，不让垃圾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哪怕有一刻怀疑经济发展肮脏、浪费的一面。
张：我接触这个群体比较早，大概8、9年前开始做这方面调查。刚开始做社会科学研究的时候我总有一种寻找“最大受害者“的情结，加上年轻的时候受文艺作品的影响，对这个群体有一些浪漫化的刻板印象，把他们看成带有黑社会色彩的边缘底层群体。接触后才发现事情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拾荒者和我一样是理性的人，这个行业有行规，有一套工作方法，获得了经验技能还可以在行业内提高自己的地位。
中：比如说这个行业有些什么规矩？
胡：很多人觉得拾荒不是一个吸引人的行业，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其实这个行业是很难进的。如果你没有人脉，没有老乡的关系，你就算想和垃圾共处也没门路。
张：例如，拾荒者和小区物业之间有一种互惠关系。物业需要有人帮忙处理垃圾，市政垃圾车来了就需要有人来把垃圾装车，那么拾荒者一方面获得自己需要的垃圾，一方面也帮助小区物业做垃圾装车。懂得谈判的拾荒者会和物业形成相对稳定的信任，独家包下整个住宅小区的垃圾。
中：对拾荒者的生活做田野调查困难吗？他们对来自外界的关注有什么反应？
张：拾荒者的群体对外界相当封闭和谨慎，这也是因为北京经常有清除外地农民工的行动，因此他们不知道哪一天会被踢走，也不想冒风险和外人建立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关系。作为人类学者，我们只能用大量的时间去磨，慢慢取得他们的信任，就像谈恋爱追一个姑娘，要很耐心。进入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反思，我们会想，为什么他们这么封闭，难以进入。同样是外地来的底层劳动者，建筑工人就很好接触，愿意聊。为什么会这样？这也刺激我们去关注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精神世界，家庭，闲暇生活。
胡：研究对象也对我们有好奇心，他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来研究他们，他们有什么好访问的，我们也需要对他们介绍自己。这是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当他们最终认识到，我们不是带着记者式的猎奇眼光，这种沟通对他们也就变得有意义了：他们是那么的被歧视，污名化，我们的接触让他们感受到平等和尊重。
中：书中提到北京的拾荒者不断被城市的外扩越推越远，直到来到城乡结合部租住农民的院子，能不能描述一下拾荒者的居住环境？
胡：可以说垃圾和他们的工作生活密不可分，为了方便和节约，拾荒者居住和工作都在租来的农家院中进行，他们往往聚居在一个大院里，院里堆放着大量待处理和已处理的垃圾，夏天一到有浓烈的酸臭味。但我们也看到一些拾荒者把简陋的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和门外的脏乱形成鲜明对比。
张：冷水村这个空间就像一个生态坏境，除了当地农户和租住他们房子的外地人，还有一个国有企业和一个高端住宅区，是一个很复杂的空间。
胡：高端小区的建设，使冷水村面临被拆迁的风险。城市的士绅化过程中，地产资本总是在尝试拿走这样的空间，以前拾荒者还能就近在城区生活工作，后来则被动地越搬越远，交通、时间成本也越来越高。
中：书中对拾荒者老家情结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能否认为，是对老家的美化和憧憬才使拾荒者可以忍受在打工城市的糟糕生活条件？
胡：围绕老家完全可以做一个独立的研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不把拾荒者对老家的想象写出来，我们就不能对他们有充分的理解。
我们书里写到的拾荒者和其他农民工不同的地方是，他们活在相对接近农村的城乡结合部，他们告诉我们，这里的条件和老家的条件差不多，可以说他们没有真正脱离农村，只是来到另一个甚至条件更差的农村工作。矛盾的是，老家在现代化，他们却活在比老家还落后的城乡结合部。老家真的是非常复杂的概念，对于他们的主体性的构建有很重要的意义。
张：老家很多时候像个符号，或一个梦。实际上，拾荒者还没到告老还乡的年纪，也不一定最后会回老家。他们似乎生活在双重现实中，远方的老家给他们完满、尊严和幸福生活的许诺，使他们能够忍受城市中的糟糕的受剥夺的生活现实。书中有写到他们的自我剥夺，尽量住的很差，什么都不舍得买，把钱全投资到老家楼房的电器装修。但老家又是空的，他们可能好几年才会回去享受一次，平日却忍受着最简单最简陋的条件。这也是很多打工者都面对的双重现实。
《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由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
胡嘉明：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研究兴趣为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文化、资本的交叉博弈关系。
张劼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为环境人类学、废弃物、社会运动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