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干了12年废品中转的个体户李强（化名）还在等待他的营业执照。他去年就开始申请，但和很多同行一样，这张执照一直办不下来。
中国的废品回收行业在等候一场变革。今年七月初，中央政府发布了一份重要文件，称将在2020年前在全国城市中建立正规、市场化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回收体系。这意味着政府默许垃圾管理领域非正规（informal）从业者大量存在的状况将一去不复返。而这支由外地人构成的非正规军，每年为北京回收了一百多万吨各类有用废品。
事实上，随着北京的日渐“士绅化”（gentrification），已经有很多拾荒者找不到负担得起的住所因而离开北京，离开回收业，但也有一些像李强这样的中间商，仍然期待能够在新的垃圾管理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而一些公民社会人士和学者也认为，非正规回收业者的存在、贡献和挣扎，需要被看见。
废品专家
2006年，18岁的李强高中毕业就跟着老乡来到北京，在远离市中心的一个废品中转市场以每月2000元租下了一个铺面，回收塑料袋，薄膜，饮料瓶等塑料制品，这也是他的居住场所。
收废品的收入比在老家种田高。李强来自河南固始，北京废品回收行业近90%的劳动力都来自这个贫困县。
这群固始人在北京组成一条没有注册，不被法律承认，但却完整高效的固体废物再生链条，熟练地从北京每天产生的超过2万吨生活垃圾中回收能够再利用的那一部分。
李强在回收市场的商铺则属于整个链条上的中间环节。前端是拾荒者、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收废品人等，这些人和居民、商店行成紧密的联系网络，市民们会自发地将家里的可回收物品分类好送到摊位或者请回收者上门，由此可以得到一些报酬。
经过粗略分类的垃圾运到回收市场后再由李强这样的中间商进行细分类和打包装运，最终卖给外地的再生利用厂商。最多的时候，李强所在的这个市场一共有三百多家这样的商铺在进行不同种类废品的买卖转手。
“收废品不是大家想象中把别人扔掉的东西捡回来再卖出去那么简单，我也是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才知道这也是需要很专业的知识的。”由于不清楚塑料产品细化的分类，李强第一年亏损了大约1.2万元人民币。为了生存，他渐渐成了一个垃圾达人，如今甚至可以教商场和超市的工作人员如何给店铺的废品做分类。
“很多从事垃圾分类工作的熟练工，只需要通过敲击的声音就能分辨出塑料的种类，而仅仅硬塑料的种类就可以细分至二十多种。”陈立雯是环保非政府组织“自然大学”的一员，专注于垃圾问题。
维也纳大学博士生潘介明（Benjamin Steuer）长期关注中国循环经济问题。他也认为，“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中国包括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塑料、废金属等的回收，也极大地为政府减轻了负担。他介绍道，2010年，民间废品回收网络就为北京市节约财政支出约四亿元人民币，到了2014年，这个数字就翻了一倍。
李强和工人们经过分拣和清点，整齐地打包好两扎共计45000个饮料瓶。像这样的PET饮料瓶可以经过处理，变废为宝变成化纤衣物面料等。图片来源：李强
不受欢迎的外来者
随着经验和人脉的增长，李强的生意也越做越大。2008年时，他的铺面里雇有四个工人做分拣分类。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城市化，一方面居民们制造的生活垃圾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日趋“士绅化”（gentrified）的城市对于非正规回收人员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友好。
我总觉得再生资源生意是违法经营，过街老鼠人人打。
2003年之前，中国对没有正式工作的外地人实施“收容”和“遣送”的制度，在大街上骑着三轮车的拾荒者经常会因为“影响社会治安”等原因被送进收容所或遣送回老家。
此后，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曾经让废品回收行业迎来了一次短暂的繁荣发展。2014年，在京的废品回收业者达到历史峰值，同年北京长住人口突破2000万人大关，有近三十万人分布在废品回收的各个环节。
然而，从2014年起，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对交通、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北京市政府开始将“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等几十个相对“低端”的行业列入一份限制新建和扩建的行业名单。与此同时，北京也开始大力整治“违章建筑”与群租房，而外地来的个体户能负担得起的恰恰是这类居住场所。
之后，废品回收行业受到的挤压就越来越严重，短暂的繁荣也被逐步斩断。同样是在2014年，李强所在的市场因为是“违章建筑”遭到拆除，他被迫搬到另一家市场，而铺面月租也从2006年的2000元猛增至5000元。而到这时，他雇佣的四位工人也已经辞职回乡。
2017年，由于所在的市场被关停，李强再次被迫搬家。“搬了这么多次家，越搬越远，可是租金越来越高，”他无奈地说。“我总觉得再生资源生意是违法经营，过街老鼠人人打。”
环境与社会的双重命题
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民间废品回收网络由于其非正规的性质，的确存在难以监管的问题：例如超载运输、缺乏劳动保护、以及从事资源再生的小作坊带来的污染等现象，都是仅仅依靠民间垃圾流通系统自身能力无法根治的痼疾。
但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在政府想要建立的正规化的回收体系还未成型之时，就提前将非正规从业者赶走，是否合理？有没有可能对民间垃圾处理体系中有价值的实践进行发掘和再运用，而不是一刀切地否定？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周晋峰通过对北京小区的长期观察发现，住宅小区限制拾荒者进入之后，要么与大宗回收者达成对接协议，要么用垃圾分类箱替代拾荒者的角色。然而单一回收者对小区废品的“垄断”使他们对废品更加挑剔，不赚钱的不愿意收，垃圾分类箱的效果更是远不如经验丰富的拾荒者人工回收。
面对垃圾围城困局，中国政府不可谓不积极。2017年，中国推出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要求企业增加再生材料的使用比例（2025年达到20%）等，同时鼓励垃圾回收领域的互联网创新。然而在这些新机制还羽翼未丰时，在新旧体系交替的年代，如何给予作出巨大贡献的回收业者更多的保障和尊重，重新发现而不是摧毁民间回收网络，既是一个急迫的环境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从事这个行业久了，慢慢产生了感情，各地厂商也很信任我……以后只要条件和政策允许，我想我还会继续做下去，”李强说道。“如果我们这个行业能更加规范地发展，我也愿意多纳一些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