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早晨，上海的雨不小。然而，在我所居住的小区，两位身披雨衣、穿着雨鞋的志愿者阿姨一早就已经站在小区的垃圾投放点，对每一位前来扔垃圾的居民进行确认：“西瓜皮？湿垃圾扔这边”。早起上班的小区住户们意识到，扔垃圾，不再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
从这一天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上海人进入了“强制垃圾分类”的时代。
中国从2000年起就在包括上海在内的8个大城市试点垃圾分类。但由于缺乏对居民分类习惯的培养和后续收集处理措施的不匹配，近二十年的试点大都不了了之。直到2017年，在中国推广“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发改委、住建部发布《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中国城市才再次开始大力推行垃圾分类。2018年11月，正是在上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视察时表态“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上海成为中国垃圾分类先行先试的“排头兵”。
正式分类实施的前几周，有关上海实施垃圾分类的讨论已经达到了全国关注、全网参与的热度。 上海市政府在各个场合表态：“分垃圾，我们是认真的。”上海的强制垃圾分类，担负着为全国城市探路，并成为表率的重任。
破解“垃圾围城”
当前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产生垃圾最多的国家。而上海与全国的大多数城市一样，也面临着“垃圾围城”的威胁。2018年，上海市每天生活垃圾清运量接近2.6万吨。这意味着，平均不到16天，上海的垃圾就可堆出一座金茂大厦的重量。大部分的生活垃圾都被填埋或者焚烧。上海的老港垃圾处理场是亚洲最大的垃圾处理场，日处理垃圾2万吨，肩负着上海市70%的生活垃圾处理任务。
一直以来，中国生活垃圾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是厨余垃圾（“湿垃圾”）。在上海，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占比达到60%。如此高比例的厨余垃圾，为垃圾的末端处理制造了“根源性”的困难。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如焚烧、填埋，在遇到“湿垃圾”时效果都会打折：填埋易引发渗滤液和沼气的二次污染，而焚烧则因湿垃圾热值低易产生二噁英等有毒污染物，导致近几年垃圾焚烧项目在中国屡因“邻避”而受阻。将干、湿垃圾从源头有效分开，可降低进入填埋和焚烧环节的垃圾总量，也将提升这些环节的处理效果；而单独分出的厨余垃圾，则可以通过堆肥和产沼的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
然而，从源头把垃圾干、湿分开，看似简单，推广起来却并不容易。 上海从2011年开始新一轮的垃圾分类试点，一直到2019年全市推进分类，尽管已经走过了8年时间，民众的动员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此次的垃圾“新政”也不例外。
看不懂的分类指引
学习过上海垃圾分类规则的人，难免不会为垃圾的类别名称所困惑。干燥的鸡骨头是“湿垃圾”，而湿漉漉的纸尿布却属于“干垃圾”？临近7月1日，有关“这是什么垃圾”的讨论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
有不少业内人士指出，上海垃圾分类指引中的“干”、“湿” 垃圾之分，确有不够清楚之处。如果从垃圾分类之后的具体流向与用途来理解分类规则，可能会对公众更为有用。所谓“湿垃圾”是指易腐性的菜叶、果壳、食物残渣等有机废弃物，便于之后进行堆肥等生物处理。而 “干垃圾”则属于不易腐、非有害、且不可回收的其他垃圾。
“上海生活垃圾分类中的湿垃圾与其他城市垃圾分类中的‘厨余垃圾’基本接近”。 专门解决垃圾回收问题的社会企业“R立方”创始人张淼表示，“干、湿的提法，容易产生概念的混淆和困惑。如果想让居民更好理解分类，需要让大家了解不同类别的垃圾会怎么处理，这样公众也更容易配合。”
商业生态工作室的创始人孙海燕也认为，在宣传分类知识的时候，让公众知道“我扔的垃圾去了哪儿了”是重要的。“公众需要知道，我做的分类是有价值的，”她说。
专门用于收集厨余垃圾的车辆，7月1日前就已在上海投入运营多年。图片来源：马天杰
分好的垃圾去了哪儿？
前端垃圾分类后，在收集阶段却又被混在一起，形成“先分后混”的情况。这是很多中国垃圾分类试点伤害居民分类积极性的“罪魁祸首”。
值得一提的是，多位在上海从事垃圾分类研究和宣传工作的人士均表示，上海自从2011年开始实施新一轮的垃圾分类以来，即开始逐步推行“全流程分类”，这意味着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分类处置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如今在城区内已经基本建立了全程分类系统。在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生效之前，上海的干、湿垃圾日处置量已基本匹配“产量”。
上海市静安区绿化市容管理局副局长尤文坚介绍，目前静安区的湿垃圾基本能够达到百分之百的无害化处理。“静安区与两家企业建立了政府购买服务合作，将湿垃圾收回，制成肥料基质用于林业堆肥。7月1日之前，他们都已基本是全天候在工作。”
与此同时，可回收物主要通过全市3000多个“两网融合”回收服务点进行回收。两网融合，是指打通垃圾分类网络和可再生资源回收网络。尤文坚介绍，“对于高附加值的可回收物，我们遵从市场原则，鼓励小区环卫服务人员自己去卖掉；对低附加值的可回收物，政府承担托底的责任，通过补贴专业的第三方来回收，使其不至于亏本。”
但是，在垃圾分类全面施行之后，垃圾回收处置能力的紧张确实存在。尤文坚表示，“强制垃圾分类之后，垃圾处理能力肯定是有缺口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上海市政府层面的证实。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黄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上海“湿垃圾分出量已达到每天6164吨，而当前的湿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在每天5050吨左右”。垃圾分类后，如何确保末端处置能力跑赢前端的产量，面临的挑战仍然很大。
对此，上海静安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项目总监郝利琼表示，“后端处理能力确实在不断建设中，而后端也要求居民在前端分出更纯净的垃圾，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动员难题
上海不仅明确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还提出了“定时定点”、“撤桶并点”的要求。具体来说，垃圾桶集中放置在指定点位，居民只有在固定时间段内前往这些点位，才能投放垃圾。此外，条例规定，个人违规可处以人民币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企业违规最高可被罚款5万元。
强制手段在新条例实施的第一天就已经显示出威力。7月1日当天，上海出动执法人员3600人次，检查了居民小区、酒店、商家等企事业单位4216个，并开出623张整改通知单。处罚“动真格”是“新政”与此前试点的最大区别。
但强制分类的执行成本高昂。在垃圾分类实行的初期，一些社区必须安排专人在垃圾桶/垃圾房边进行监管，以保证居民分类、投放准确。因此，只有在监督者到位的情况下，垃圾桶才能开放，减少了居民投放的便利性。所以，有社区代表呼吁，希望有更多的小区居民能够作为志愿者参与到这项工作中。
为此，郝利琼表示，“垃圾分类绝不能只看法律。这事根本上还要有两个力量。一个是公民的自觉，一个是靠社区的支持和监督。”
公众参与
因为垃圾分类，上海的NGO和各种社会力量，广泛的参与到了宣传和推进之中。郝利琼带领的爱芬团队进行垃圾分类的社区宣传和动员十几年，而他们的经验显示，在中国的社区里做垃圾分类的推广，最为核心的成功因素，是来自社区的人际互动。
“研究结果表明态度积极的志愿者要比宣传展板有效，”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博士后李长军博士说。他所在的复旦大学可持续行为研究课题组从2012年起研究影响居民长期实行垃圾分类的因素。他们的研究显示，在社区里敦促居民进行有效垃圾分类的主要因素， 是与居民进行大量人际互动的优秀志愿者。对比而言，之前为了鼓励和推广居民进行垃圾分类而探索的经济鼓励政策，如积分奖励等，对于垃圾分类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该课题组的带头人玛丽.哈德（Marie Harder）教授也认为，推进垃圾分类应该有惩罚之外的方法。 “如果居民对垃圾的投放时间和地点有顾虑，或者对分类有新的建议，他们与社区之间应该进行对话”。
之前也有媒体通过走访发现，大多数垃圾分类成功的小区，无不具备良好的社区氛围，居民具有参与社区的意识和热情。“垃圾分类是个公共议题， 而不应该是一个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 孙海燕认为： “它最终应该通过推动社区共建来实现，提升的是社区的自治能力。”
按照中国目前的垃圾分类路线图，到2020年底将有46个城市建成基本的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并在2025年扩展到大部分主要城市。上海的经验与教训，必将为中国其他城市提供样本和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