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一直在说 保持‘社交距离’，这个距离到底是多远呢？”苏米塔·辛格（Sumita Singh）问。
“他要我们至少保持1米的距离。看看我们这个家，15平米的屋子里住了六口人。我们怎么保持这个‘社交距离’？”
辛格举着手机在她逼仄的家里拍了一圈，然后拿着它走出门外，出现在镜头里的是一条一米来宽的土路，两旁挤满了类似的房子，还有一排妇女。
从镜头中可以看到，远处有一座林木覆盖的小山。住在印度北部城市西姆拉（Shimla）的这个贫民聚居区里的居民每天都要花上30分钟到这座山里取水。“谢天谢地，最近一直在下雨，”辛格说。“所以你看到的排队取水的人比平时少。你可以看到大多数人都戴着口罩。我们知道新冠肺炎这个病，知道它很危险，也知道我们应该保持距离。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这条街上只有一个公共厕所，每个人都得去。”
在南亚，由于就业机会锐减，成千上万的打工者不得不从城市返回家乡，而随着他们的返乡，对疫情的恐惧正从大城市蔓延到小城市，然后又蔓延到城镇和村庄。辛格的丈夫曾经是新德里一家鞋店的销售员，这家店现在已经关门了。她说，他们很幸运，因为店主答应继续支付他的工资，他设法在3月24日午夜印度全国封锁之前回到了西姆拉。
在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 state）首府西姆拉和喜马拉雅山脉的其它城市里，贫民聚居区里的居民日子尤其不好过。由于缺乏平整的土地，这里的贫民聚居区比平原地区更密集，许多棚户区就蜿蜒分布在陡峭的山坡上。
喜马偕尔邦首府西姆拉市山坡上鳞次栉比的房屋。图片来源：Alamy
返回故里
索娜丽·塔帕(Sonali Thapa)为了从大吉岭一个这样的贫民聚居区里走出去，曾经非常努力地学习。她去了当地一所由基督教会开办的学校，专注学习英语口语。毕业后，她在加尔各答公园街（Park Street，现在的正式名称是特雷莎修女大街)一家时髦的餐厅里找到了一份领位员的工作。
十年来，塔帕成长为餐厅管理团队的一员。她原本打算让父母、祖父母和弟弟搬到大吉岭一个更好的地方，但餐厅却因为疫情关门了。她马上搭车回到大吉岭。
“我看到有文章说，相对于空气传播，这种病毒更多的是通过受污染的表面传播，”塔帕说。“所以在离开加尔各答之前，我给家里的每个人都买了手套和口罩。你知道，餐厅的供货和顾客都来自四面八方，所以没有办法知道我是否被感染了。如果我把新冠病毒带回家，我肯定不想让别人感染。我知道我们家有多小，所有人挤在两个小房间里。唯一安全的方法就是一直戴着手套和口罩。”
她现在有两个问题。首先，她在药店买的手套和口罩应该是一次性的，但她找不到替换的。这就导致了第二个问题，她的父亲一直想出去寻找替换品。“我一直跟他说没关系，我们每天都在沸水里洗口罩和手套。但是很难让他待在家里，他就是不习惯。我的一些朋友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父母这代人都这样，”她笑着说。
“怎么拿到我的工资？”
在阿萨姆邦古瓦哈蒂（Guwahati）的一个贫民聚居区里，同样的问题并没有发生在西普拉·达斯（Shipra Das）的父母身上——他们身体不好，不能经常外出。达斯一家的棚屋砖墙外露、铁皮覆顶，这位在古瓦哈蒂四户人家帮佣的小时工主要担心的是钱。“我要尽可能长时间地工作。但是，一家接一家都告诉我不要来了。现在，这些雇主都不让我去他们家里了——警察不让我们去。所有雇主都告诉我会拿到薪水，可是我怎么去取呢?”
与此同时，和往常一样，国内的食品供应正在减少。面向贫民聚居区的小杂货店仍然营业，但价格却上涨了。达斯说，她担心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全国封锁后，警察会强迫商店关门。正说着，她突然放下了电话。等她再接起来时，说自己正在责骂十几岁的儿子，因为他想要去巷子里打板球。
“我听说了这种新传染病很危险。但是，除了尽可能少出门之外，我们穷人还能做什么呢?和另外五个人关在这么小的房间里是很难的，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因为不得不住得这么挤而彼此传染上这种疾病，除了死亡别无选择。”
不仅是印度的问题
55岁的穆罕默德·纳伊姆（Muhammad Naeem）是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市（Abbottabad）马利克普拉地区（Malik Pura）一个合住家庭的户主。他和弟弟弟妹及其三个孩子一起住在一个四室的房子里。纳伊姆夫妇自己还有四个孩子，所以共有11个人住在这个小地方。
纳伊姆以卖水果和蔬菜为生，他弟弟则是建筑散工。虽然他知道要采取保护措施的建议，但依然毫无办法。消毒剂和口罩都太贵了，他们就试着用肥皂和水，但他必须走10分钟才能找到水源，因为家里没有自来水。
考虑到空间有限，以及他们工作的性质，保持身体上的距离是非常困难的。纳伊姆和他弟弟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工作，而家里空间太狭小，无法把七个孩子限制在这个范围内，尤其是当他们外出工作、妻子们自己在家时。孩子们在室内几乎没有什么可玩的——街道成了他们的游乐场。
英文原文首发于中外对话子网站第三极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