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伽姆武拉山（Dangamvura Mountain）位于津巴布韦东部穆塔雷市（Mutare）的中心，将市中心与南郊分隔开来。它是国家英雄墓地的所在地，传统上也是当地社区眼中神圣的地标。这座山是“这个城市的标志”，奥布莱恩·纳其（O’bren Nhachi）说。他是这座城市的一位环保工作者。
然而，从2021年11月到今年2月，丹伽姆武拉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对峙。对峙双方分别是当地的社区和一家来自中国的名为Freestone Mines的小型采石勘探公司。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这家矿业公司从这座山的潜在开采者变成了批评的焦点和潜在的被告，直到最后放弃了该项目。该公司的一份声明称，面对“来自坚决反对该项目的不同人士和利益相关者的抵制”，公司退出了该项目。
在这四个月里发生的事情的很多细节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企业和当地政府未能与社区充分接触并征求意见的后果，也为在津巴布韦做生意的中国企业提供了教训。
多事之秋
2021年11月19日，当地新闻网站“新津巴布韦”（NewZimbabwe）报道，Freestone Mines公司以每月仅629美元的租金获得了丹伽姆武拉山一个地点的采矿权。该新闻频道看到的租赁协议显示，这块采石场的面积为6.5公顷，租赁期为10年。
“新津巴布韦”援引租约的话说：“承租人应向出租人支付年租金7557美元作为使用场地的费用。免租期条款规定，承租人将在租赁协议期限的前八个月免于支付租金。”
穆塔雷的当地人对此感到愤怒，对中外对话称该租约是“笑话”。
据称，Freestone Mines在未获得津巴布韦环境管理局（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gency，简称EMA）许可的情况下就开工了。
津巴布韦自然资源治理中心（Centre for Natural Resources Governance Zimbabwe，简称CNRG）主任法赖·马古武（Farai Maguwu）告诉中外对话：“没有（EMA）评估授权该项目继续进行。我们写信给矿业部（Ministry of Mines）和穆塔雷市议会，他们都确认这个项目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但EMA发言人安可拉·斯丹格（Amkela Sidange）却反驳了这一说法。她告诉中外对话：“Freestone Mines公司在丹伽姆武拉山项目动工之前，向EMA申请并获得了EIA[环境影响评估]许可证。”
根据津巴布韦2002年的《环境管理法》（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t），在未首先获得环境管理局颁发许可证的情况下，不得开展任何采矿活动。该法案规定，未能获得环境影响评估可能导致高达1000万津巴布韦元的罚款（2002年相当于约18万美元，但几轮恶性通货膨胀过后，今天这笔罚款仅相当于27600美元）和长达五年的监禁。
马古武还表示，丹伽姆武拉山的采石作业违反了津巴布韦的《矿产法》（Mines and Minerals Act）。该法案禁止在任何城市、乡镇或村庄的勘察范围内，或在该范围外50米宽的地带内采矿。他认为，丹伽姆武拉山位于穆塔雷市勘察范围内。
但Freestone Mines公司董事齐若新（音）拒绝接受这些指责。他对中外对话说：“我们合法获得了所有的许可证和文件，我们是一家守法的企业。”
然而，马古武反驳说，该公司所拥有的许可证涉嫌倒填日期。他告诉中外对话，2021 年11月18日，Freestone Mines在回应CNRG的信息请求时表示，他们正在等待环境影响许可证。然而，一周后的11月25日，该公司公布了一份据称于9月27日颁发的环境证书。
2022年2月，CNRG以涉嫌侵权将Freestone Mines公司和EMA告上法庭。
面对公众的反对和诉讼的威胁，Freestone Mines于2022年2月25日宣布放弃该项目。穆塔雷代理文书毕莱辛·查费苏卡（Blessing Chafesuka）发表声明，称：“Freestone Mines注意到坚决反对该项目的不同人士和利益相关者的抵制。公司已通过律师发出书面通知，表示打算取消租赁协议。”
缺乏公众协商
“爆炸的回声会震碎城市的房屋；祖先的灵魂会减少降雨量，并使雷击次数增加三倍，”加洛斯·莫尤（Jairos Moyo）说。他是丹伽姆武拉镇的一位长老，在过去十年里一直主持当地的非洲祭山仪式。“不可想象的是，Freestone Mines甚至懒得先和我们谈谈。”
虽然Freestone Mines和CNRG对丹伽姆武拉采石场事件的描述仍有出入，但莫尤的评论触及了争议的核心——Freestone Mines在启动项目之前缺乏与当地社区的协商。
民间社会咨询公司社会创新咨询（Social Innovations Advisory）的创始人谢世宏（Shawn Shieh）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时，往往采用一种自上而下的项目开发方式。这可能意味着与当地强大的行为主体合作，但忽视了当地社区，对民间社会采取“防御、甚至敌对”的立场，并强调创造就业机会等项目利益，但却往往无法处理更困难的问题，例如搬迁和补偿要求，以及建立长期的社区协商和申诉机制。”
当社区站在你这边的时候，你有时能避免不必要的成本。曼森·格万尼亚，企业责任资源中心约翰内斯堡区域研究员
前英国驻非洲外交官、现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非洲政治学教授史蒂芬·陈（Stephen Chan）表示，中国企业在世界许多地区，尤其是非洲，在文化敏感性方面的既往表现不尽如人意。
陈说：“掌握当地劳动法，学习当地方言，在开放的基础上举行会议，以及建立地方中心，支持医疗保健和教育，这通常被称为‘企业慈善事业’，但基本上是任何表现出善意的事情。这些都是中国企业在关键的第一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
他引用了邻国赞比亚的例子。在那里，老一辈定居的中国移民为新移民开设了自己的入门和文化适应课程。他补充说，津巴布韦似乎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当局非常渴望外国投资，他们不想坚持要求投资企业开展一些对当地需求和文化敏感性进行熟悉了解的项目。
企业责任资源中心（Business &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的约翰内斯堡区域研究员曼森·格万尼亚（Manson Gwanyanya）认为，矿业公司除了取得许可证之外，与受影响社区展开有意义的协商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是有好处的。如果发生纠纷，社区实际上可以为矿业公司提供担保。
“当社区站在你这边的时候，你有时能避免不必要的成本，”他说。他以肯尼亚为例。2018年该国许多大型投资陷入停滞，原因就是社区对那些未征询其意见的公司提起了诉讼。
但“需要明白这一点的不仅仅是中国公司”，格万尼亚补充道。“每个矿业公司都必须明白，它们不光要从矿业部长那里获得许可证，还必须充分告知社区会发生什么，因为你在使用他们的道路，抽取他们的水。我们律师称之为事先知情同意。”
以人为本的绿色“一带一路”
近年来，中国在许多高级别活动中强调，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应该讲求“高质量”、绿色和包容性。今年4月，政府四部委发布了《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要“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
去年11月举行的第八届中非合作论坛（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简称FOCAC）也确认了类似的原则，并承诺支持非洲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但在津巴布韦，这些理念尚未得到完整的落实。CNRG的马古武认为，在该国经营的中国企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型公司，这些公司往往监管良好、守法。例如，在中国宣布不再新建海外煤电项目之前不久，中国工商银行便考虑到当地的反对，退出了旺吉燃煤电厂（Hwange coal-fired power plant）30亿美元的融资竞标。然而，另一类是很多像Freestone Mines这样的小公司却经常“游走于法规之外”。
史蒂芬·陈教授也认为，中央政府对远在海外中国企业进行充分的监管有些鞭长莫及。
“无论是在国内的中国政府，还是在国外的中国大使馆，对于企业在一个新国家的行为都没有全面的指导方针。[例如]引入当地劳动法是极其重要的，但也非常受到忽视。”
哈拉雷“为地球呼唤”组织（Advocates4Earth）董事、律师列宁·齐赛拉（Lenin Chisaira）认为，一些中国矿业公司在津巴布韦的行为违背了北京方面承诺的道德准则。
“中国在国内的绿色政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外国投资方面，存在着非常棘手的问题，”齐赛拉对中外对话如是说。
由于活跃在海外的中国行为体和投资者各式各样，北京方面所说的建设具有包容性的绿色 “一带一路”的意图与当地现实情况之间的鸿沟还需要一段时间才有可能填平。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