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从环境权利到公正转型

“环境法给了我们，特别是世界上最脆弱的群体一线希望。承认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是一项普遍人权，是加速气候与环境行动的转折点和关键所在，”帕特里夏·卡梅里-莫博特（Patricia Kameri-Mbote）上个月参加“自下而上的环境法”研讨会时告诉与会者。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法律司司长卡梅里-莫博特所说的正是今年7月联合国大会以8票弃权、零票反对的结果通过的一项承认“享有安全、健康和清洁的环境”是一项普遍人权的历史性决议。

50年前，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首次确立了全球环境的一系列治理原则——这是环境运动的一座里程碑。和1972年一样，今年7月的决议为民间环境保护倡导提供了大量机会。

9月27日在肯尼亚内罗毕大学（University of Nairobi）举行的为期一天的研讨会汇集了来自肯尼亚、津巴布韦、加纳、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人员、律师、记者和学生，共同讨论环境权利、诉讼、公正转型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的潜力和挑战。

此次活动由内罗毕大学法律系、中外对话伦敦总部以及罗尔·瓦伦堡研究所（Raoul Wallenberg Institute）共同举办。

权利落实面临的挑战

环境权利得到联合国层面的认可，为采取法律行动，要求污染者和政府为自身行动和决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负责提供了新的机会。对于全球各地的民间社会和脆弱社区，比如生活在糟糕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的人民、以及女性和土著人民而言，这些权利就是他们的工具。在人类面临气候、生物多样性和污染三重危机的背景下，此项决议来得恰逢其时。

内罗毕大学法律高级讲师罗伯特·基布吉（Robert Kibugi）称，尽管环境权利已写入《非洲宪章》（African Charter）和肯尼亚宪法，但这只是为保护脆弱社区所做的第一步。落实这些合法权利面临着很大的障碍。提起法律诉讼即昂贵又耗时，往往让受影响的社区望而却步。而且打官司需要识字和具备相关知识，这是阻碍法律诉讼的另一大障碍。

此外，津巴布韦绿色治理信托基金（Green Governance Zimbabwe Trust）执行主管弗兰克·姆帕赫洛（Frank Mpahlo）指出，社区、政府和企业对环境权利的理解往往不同，因而造成了冲突和分歧。事实上，津巴布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13年宪法也承认民众享有清洁环境的权利。然而，“尽管所有法律都到位了，可我们实际上没有看到法律的实施，”他告诉与会者。

“法律给了我们一线希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法律司司长帕特里夏·卡梅里-莫博特在上个月的会议上称。图片来源：罗尔·瓦伦堡研究所

“尽管所有法律都到位了，但我们实际上没有看到法律的实施，”津巴布韦绿色治理信托基金执行主管弗兰克·姆帕赫洛指出。图片来源：罗尔·瓦伦堡研究所

这种情况需要通过教育和提高民众认识来加以应对。联合国驻肯尼亚协调员、高级人权顾问方莉香（Li Fung）强调了公众参与以及公民空间在形成环境权利文化中发挥的作用。在肯尼亚，公众参与被认为是宪法中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肯尼亚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环境诉讼案件也证明了这一点，包括2019年针对拉穆煤电站（Lamu）的成功案例，以及2020年蒙巴萨（Mombasa）电池回收厂的铅中毒诉讼案例。

然而，基布吉指出，环境诉讼作为在肯尼亚主张环境正义的一项工具，其所具有的力量不应该被视为简单的成功。法律和诉讼是抵御不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过度依赖法律工具则说明了立法者和执法者的失职。

转型与正义

讨论还强调了环境权利和正义与社会经济转型的相关性，这对全球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这三重危机极为重要。

转型的影响会波及到整个社区。例如，关闭煤电站和煤矿不仅影响直接受雇于这些项目的员工，还会影响围绕这些项目建立起来的商店、服务、文化和生计。重大转型有赢家也有输家。我们应该意识到“公正”的概念是如何定义，以及关键是由谁定义和为谁定义的。为了确保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在社会和经济转型过程中不会再次遭受损失，现在就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一位与会者指出，随着全球能源转型的势头加快，太多的绿色投资正在复制上世纪塑造了非洲等地煤炭和水电开发的采掘性发展模式。这个问题若不解决，新的能源生产模式带来的益处将无法均匀分配，进而损害社区的环境权利。

基布吉指出，转型也需要新的关于发展的思维模式。例如，1981年《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第24条谈到“享有有利于（人民）发展的总体良好环境的权利”。而在整个非洲，环境和发展之间却往往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起点。相反，我们应该认识到发展经济和维护生态系统之间的共生关系。一项承认享有清洁健康环境是普遍人权的非洲议定书将重构二者之间的平衡。

在新的发展合作模式中寻求公正

过去十年间，在发展、气候和环境问题上开展南南合作的前景已经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议程。发展中国家之间可以展开合作。这些国家有着相似的近期经历，因此他们之间可能会有更多相互学习的机会。作为发展领域一个不断崛起的角色，中国的参与无处不在。

然而，事实证明，南南合作提出的更加平等、尊重所有权和各项权利的承诺遇到了问题。特别是强大的企业参与在项目开发商和当地社区之间营造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为此，全球南方国家的民间社会开始更多地聚焦在中国等新的发展参与者的行为模式上，旨在让各种利益相关者负起责任，鼓励公开透明，确保在涉及社区和环境权利的问题上遵循法律程序和最佳实践。这个过程中，中国大使馆、建筑公司等利益相关者也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进来，并且不乏有效参与的例子。

然而，关于中国作为发展参与者的知识和信息都很碎片化，从而妨碍了当地社区和民间社会的有效参与。举例来说，在发展合作方面中国常常被视为例外和局外人。事实上，中国利益相关方的行事方式与经合组织的同行类似，而且确实借鉴学习了其他国家制定的框架和规范。

孤立地看待中国作为发展参与者的崛起会让我们通过未经核实的流行语（如“债务陷阱论”）和概念（如“双赢合作”）来理解这个国家。通过着重研究中国及中国人民如何成为全球体系不可或缺且息息相关的组成部分，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国家。最近出版的新书《作为方法的全球中国》（Global China as Method）就探讨了这种方法。该书着重强调基层对中国海外投资的看法，并提出了东道国民众获取信息以及做出复杂决策的新方法。

环境权利、公正以及南南合作将成为今年分别由埃及和中国主持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会议的重要主题。

翻译：Y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