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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之后,世界该如何挽救塑料污染治理协议?

全球塑料污染条约谈判以无果告终。多国谴责拟议条约“不可接受”和“令人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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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前,为塑料条约谈判而创作的雕塑《思想者的负担》。该雕塑以罗丹的《思想者》为原型。图片来源:Orjan Ellingvag / Alamy</p>

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前,为塑料条约谈判而创作的雕塑《思想者的负担》。该雕塑以罗丹的《思想者》为原型。图片来源:Orjan Ellingvag / Alamy

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举行的旨在终结塑料污染的协议谈判草草收场,184个与会国家未能达成协议。

多国代表拒绝了会议主席路易斯·瓦亚斯(Luis Vayas)提出的两个版本的条约草案。批评其缺乏雄心,一些代表甚至在外交场合中罕见地用上了 “不可接受”和“令人反感”这样强烈的措辞。

这场名为INC5.2的会议,是去年在釜山举行的INC5.1会议的延续。INC5.1会议原定是围绕全球塑料条约的最后一次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会议。

尽管结果令很多人失望,但超过100个国家拒绝接受这份在他们看来“缺乏力度”的条约,这一点也被一些观察人士视作积极的信号。英国非营利机构“环境调查署”(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活动负责人克里斯蒂娜·迪克森(Christina Dixon)表示:“我们宁可多花一点时间达成一个真正有效的条约。各国能够顶住压力坚守底线,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但迪克森同时指出,在当前条件下继续谈判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她强调,包括美国在内的少数产油国正在阻挠大多数国家提升治理雄心的努力。“各国需要寻找新的互动方式和机制”,才能在未来达成相关协议。

那么,谈判为何会陷入僵局?全球塑料条约未来的出路又在何方?

日内瓦会谈上发生了什么?

在2022年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大会上, 175个国家签署了一项决议,同意起草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协议,以解决塑料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污染问题。塑料条约进程就此开启。

此后,多数国家和少数产油国之间的分歧逐渐显现。多数国家希望条约包含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以减少塑料生产、规范塑料化学品和问题塑料产品;而包括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伊朗在内的少数国家则坚持,条约应只聚焦废弃物管理。

去年在韩国釜山召开的INC5.1上,100多个国家支持制定更具雄心的条款,但草案中依然布满了被括号框住的、未达成一致的内容。由于时间不足,釜山会议未能解决这些争议。

日内瓦会议是各国第二次尝试弥合分歧、敲定协议。这一次,新的联盟开始形成。作为全球最大的塑料生产国,中国似乎更倾向于站在雄心勃勃的国家一边。而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则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以及伊朗结盟,并凭借其全球第二大塑料生产国的地位施加影响。

随着为期一周的谈判愈加艰难,斐济首席谈判代表、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具雄心的国家群体之一)融资事务首席谈判代表西文德拉·迈克尔(Sivendra Michael)坦言:“我们不得不在一些事情上做出妥协。”

这甚至算不上条约,只是个空壳。
卡米勒·塞佩达,墨西哥代表团团长

谈判过程中,雄心国家的核心诉求一直是在条约中加入“限制塑料生产”的相关内容,而少数产油国则坚决反对这一主张。在谈判的最后两天,斐济、挪威以及墨西哥的谈判代表都向对话地球表示,如果能够在“规范化学品以及问题塑料”的章节做出更强有力的规定,他们或许愿意在“限制生产”的章节上做出一定让步。其逻辑是,如果加强这些领域的管理,也能间接帮助控制塑料生产速度。

8月13日主席草案公布,引发了广泛的震惊。密克罗尼西亚谈判代表丹尼斯·克莱尔(Dennis Clare)说:“我们知道草案文本肯定不会完美,但它的‘软弱’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草案中没有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限制生产的章节完全变成了自愿性质的污染控制;化学品监管完全缺位;塑料产品设计相关的章节也是自愿性的。

墨西哥代表团团长卡米勒·塞佩达(Camile Zepeda)事后表示:“这甚至算不上条约,只是个空壳。如果我们通过这种文件,最后不过是各国汇报一些自愿采取的措施,仅此而已。”

克莱尔补充道,草案也没有要求各方有义务为落实条约提供必要的资金,导致其成为“一个缺乏明确资金支持的废物管理框架。这相当于把所有治理重担推给下游国家,让它们清理那些并非来自本地区的废弃物。”

这份草案对大多数国家而言都太过分了,最终被 100 多个国家在随后的全体会议上明确拒绝。英国称其为“最低标准的共识”,欧盟则认为草案“不可接受”,并表示其“没有达到解决塑料污染的最低要求”,巴拿马则直言其“令人反感”,并称“这不是雄心,而是投降。”

A man delivering a speech at a podium
巴拿马外交官胡安·卡洛斯·蒙特雷 (Juan Carlos Monterrey) 在日内瓦塑料条约谈判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前的集会上发言。图片来源: Florian Fussstetter / UNEP, CC

这场危机迫使各国代表重新坐在一起修改草案,导致谈判未能在8月14日如期结束。8月15日凌晨一点前出炉的新草案虽然恢复了一些内容,但措辞基本上仍以自愿为主,对问题塑料制品和化学品几乎没有限制,融资方面的内容依然很薄弱。

总体而言,新草案没能让各方重燃信心。在五个小时后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各国基本上拒绝将该草案作为后续谈判的基础。此时,许多民间社会组织、记者、甚至部分代表都已离场。

共识机制困境

这份薄弱的塑料条约草案显示,“达成共识”这一多数多边协议的核心原则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在日内瓦,雄心阵营的许多国家表示,他们一再妥协,甚至越过了自己的底线,只为了追求共识;但产油国几乎寸步不让。正如全球反垃圾焚烧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Incinerator Alternatives)科学与政策主管尼尔·唐格里(Nei Tangri)所说:“孤掌难鸣,现在只有多数方在让步。”

其实,各国可以通过投票来打破僵局,把进程推向多数国家的意愿。投票虽然在强调共识的多边机制中被视为最后手段,但在国际进程里并不罕见,通常只需三分之二多数即可推进。

不过,尽管塑料条约谈判多次陷入僵局,却从未启用投票机制,原因是在巴黎举行的INC2会议上,少数产油国拒绝采用这一规则。这与1990年代联合国气候谈判初期的情况如出一辙。当时,一群石油国家在第一届缔约方大会(COP1)前阻挠采用投票规则。

阻挠投票被普遍认为是产油国维护自身利益的拖延战术。尽管投票可能会让这些国家站在大多数国家的对立面上,但一味追求全体一致,就等于给单个国家否决多数国家意愿的权利,结果往往是协议变得软弱无力。

事实上,一些人认为,气候谈判之所以雄心受限,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投票机制,他们担心塑料条约也会重蹈覆辙。在巴黎举行的INC2会议上,代表们未能就投票机制达成共识,于是决定暂时搁置该议题。但在时间日益紧迫的谈判环境下,之后再无人愿意重提此事。

在一个国家利益与化石燃料深度绑定的世界里,许多人认为,投票机制对于环境多边主义的成功至关重要。非营利组织国际环境法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透露,有224名游说者注册参加了此次日内瓦会谈,其中不乏国家代表团成员。

迪克森说,日内瓦谈判的一个关键争议,正是未来是否允许塑料条约缔约方会议采用投票机制。这个条款得到了 120 多个国家支持,却被少数国家否决。“举例来说,就算有103个国家支持减产提案,如果他们知道日后可以通过投票达成一个全球目标,他们可能会愿意暂时放弃。但在没有投票机制的前提下,他们毫无保障。我们现在就像陷入气候谈判一样的境地,被共识规则绑住手脚。”

除了投票,雄心国家还有另一种选择:摆脱阻挠者,在联合国体系之外另起炉灶,缔结一项条约。

这种做法存在一些风险,如可能无法吸引足够多的国家参与,或者无法吸引中国等主要塑料生产国和出口国的加入,那么条约的效力会被削弱。但这个做法也有成功先例:如《禁止地雷公约》并非在联合国框架下达成,却成功吸引了 160 多个国家加入,并大幅减少了全球地雷的生产和使用。

若谈判停滞不前,也并非无路可走。各国可以尝试其他途径来实现目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环境法委员会塑料污染协议工作组主席亚历山德拉·哈林顿(Alexandra Harrington)说:“这并非没有先例,也完全可能。如果僵局持续下去,谈判始终无法推进,那各国对另起炉灶的兴趣的确有可能会提高。”

实际紧迫性

面对不确定的局势,日内瓦的数十个民间社会组织强调,一份缺乏力度的条约将严重伤害最脆弱的群体。当主席发布第一份草案文本时,数十人顶着近40度的高温聚集在全体会议大厅入口处,敦促步入会场的各国代表坚守雄心。

国际原住民塑料论坛(International Indigenous Peoples’ Forum on Plastics)成员普雷姆·辛格·塔鲁(Prem Singh Tharu)告诉对话地球,初稿“完全缺乏对土著居民的尊重”。此前的草案中有 11 处提及土著,而新文本只剩 1 处。塑料生产和废弃物对土著社区的土地和生计往往造成不成比例的冲击。

许多来自美国土著和黑人前线社区的倡导者专程赶到日内瓦。他们的家乡如得克萨斯州亚瑟港,是石化产业集中地,苯等致癌物的排放极高。亚瑟港社区行动网络(Port Arthur Community Action Network)创始人约翰·比尔德(John Beard)说:“就在我家社区附近,他们正投资 80 到 100 亿美元建一座新的石化厂来生产更多塑料。”他补充道,社区居民的健康正在为“根本用不完”的过量塑料而牺牲。

环境正义基金会(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指出,塑料焚烧发电等“虚假解决方案”将加剧健康风险,如果缺乏监管,情况只会更加糟糕。肯尼亚一拾荒者协会负责人约翰·奇维亚(John Chweya)强调,他无法接受一份只字不提如何帮助那些身处 “塑料污染深渊”的工人公正转型的条约。他还指出,每次参加INC会议的差旅成本正在不断增加。

斐济代表迈克尔指出,尽管太平洋岛国仅贡献了全球1.3%因管理不当而产生的海洋塑料垃圾,但却因塑料增产而承受海洋污染之苦。“很多人轻易就忘记了我们面临的真正风险。我们已经身处气候变化的前线,社区被迫搬迁……现在还要应对这场塑料危机。”

环境正义基金会资深活动人士、东南亚塑料项目负责人萨利萨·特雷皮皮茨里瓦特(Salisa Traipipitsiriwat)表示,尽管弱势群体处境紧迫,但与其草率通过一份缺乏力度的条约,不如花更长时间去达成一个真正有力的条约。她提醒公众,不要误以为雄心国家应为协议难产负责。“我们该批评的是导致雄心国家无法赢得胜利的程序。”她说。

前路

会议在最后几小时匆忙收尾,留下了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据哈林顿透露,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谈判将回到釜山会议拟定的文本(可能纳入日内瓦会议的部分内容),并将召开新一轮INC会议(INC5.3),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

与此同时,人们可能需要反思下一步该如何推动协议进程。克莱尔质疑将“尚未达成协议”等同于谈判“失败”的看法。缔结国际条约本就耗时,塑料条约的谈判进度实际上已经相对较快了。而他认为,无论如何,达成协议的速度快慢本就不应该是重点所在。

“我们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密克罗尼西亚从自始至终立场明确:谈判的时间进度或者可能失败的预期都不应该成为压力的来源。真正应当引起重视的,是塑料污染受害群体的实际需求与呼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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