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参在中国已经有数百年的食用历史。活海参发挥着 重要的生态作用 ，包括重新分配海底的沉积物。
海参在传统中医典籍中早有记载，被当作治疗肾亏和阳痿的药材。如今，它们仍被普遍用作养生品，有时也以“海参酒 ”或香皂等新的产品形态出现。海参还经常与鲍鱼、鱼肚、龙虾和石斑等其他海味一起出现在豪华宴会上。
日本刺参在中国北方地区备受青睐。这种海参在山东和辽宁两省大量养殖，但在中国以及日本、俄罗斯、朝鲜和韩国等邻国也能捕获野生的。
海参价格因质量而异，在一些市场上可以卖到每公斤600美元（3765元人民币）。而在中国南方，海参的种类更加广泛，包括五花八门的热带品种，如沙参、白乳参和黑乳参。
消费量猛增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海鲜消费量和贸易量不断增加。据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食用鱼消费量将占世界总量的约38%。
尽管中国的人均海鲜消费量仍然比某些国家（如日本）低，但中国的人口规模决定了这样的增长将产生广泛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影响。
尽管对华海鲜贸易增长给低收入地区生产者的生计带来重要助益，但很多海鲜种类已经遭到过量捕捞，而在这些复杂的供应链上也很难保证可追溯性。
海参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体现了中国迅速增长的海鲜贸易和消费所带来的挑战。
濒危的底栖者
中国海鲜消费的快速增长直接反映为海鲜贸易的剧增。
埃里克森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从1996年到2011年，中国海参进口的供应国从35个增加到83个。香港的海参进口来源国如今覆盖了世界90%的热带海岸线，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卖到了中国大陆。资金流通过整个供应链将中国进口商与每个捕捞者联在一起。
迅速增长的海参贸易对海参的生存状况产生了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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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杜偉倫博士/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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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至少38%的海参渔场被过度捕捞。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红色名录中，7种海参被列为濒危，另外9种被列为易危。由于过度捕捞，21个国家已经或计划禁止海参捕捞。
比如，为了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海参捕捞业迅速扩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高潮期，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度成为世界最大的海参生产国之一。尽管该国设置了捕捞配额，但不幸的是并未对海参业起到有效的规范，从而导致过度捕捞现象普遍。
2009年，该国下令暂停海参出口，直到2017年才取消这项禁令。
尽管海参贸易给当地人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效益都是暂时的，当地人的生计并未因此而得到普遍改善。由于大多数收入都到了年轻人手中，大量的钱被用于享乐和买酒。只有很少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人能够通过参与海参贸易和销售，提升自己在“价值链”上的位置。
亟待解决
要完善海参和其他高价值海鲜的对华出口的治理，有很多挑战。
传统渔业管理方式通常都是在生产现场进行管制，但对于海参捕捞，巨大的市场需求可以压倒任何旨在保护可持续性的当地制度。
而在需求端，已经有了认证和生态标签等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具，旨在通过施加市场压力，促进“有利于环境可持续性”的海鲜生产，让消费者和贸易商等市场主体参与贸易治理。
然而，目前中国对“有利于环境可持续性”的海鲜的需求并不广泛。有一种强烈的观念认为，环境监管是政府的事情，与市场无关。最重要的是，要想提升中国所消费的海鲜的环境可持续性，这些海鲜就应该具有“可追溯性”。
所谓可追溯性，指的是能够追踪海鲜来自何处。这是大多数可持续性行动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存在的“灰色贸易”使得中国海鲜的可追溯性低下。所谓灰色贸易，就是通过香港和越南等附近的贸易中心将海鲜产品暗地里运到中国大陆，以逃避进口关税。
尽管中国的自贸协议越签越多，但灰色贸易仍然是很多海参和其他高级海鲜进入中国的一个普遍途径，这大大降低了海鲜的可追溯性。
但是，中国政府针对灰色进口贸易的执法行动正日益趋紧，高调查处了几批海鲜并惩处了海鲜贸易商。此举可能与中国公众和政府都极其关心的食品安全有关，而提升可追溯性是食品安全管理的核心。
从更大的背景来看，这也可能是习近平政府的宏伟反腐计划的一部分。宴请费用的压缩已经让高级海鲜产业受到打击。长远来看，要想更好地管理海参等具有经济和生态重要性的海鲜的对华贸易，这样的广泛治理行动可能是最为关键的。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