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社区无鱼可捕
尼日利亚有一个著名的马科科贫民窟，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漂浮贫民窟”。在这里有一个传说，但凡有新生命降生，孩子的父亲就会把婴儿扔到拉各斯泻湖中以示庆祝。这孩子若能在水中漂浮起来，就会被大家接受，若溺水而亡，那么这个孩子就不会被承认，孩子的母亲也必须被社区驱逐。“但所有的婴儿都是浮着的，”这是你常听到的一句话，说话人往往带着调皮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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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撰稿人诺斯莫特·巴达莫西与摄影记者安德鲁•艾斯比奥走进拉各斯的主要渔业社区和市场，走访了当地的渔民和卖家，也与渔业领域的活动家和专家进行了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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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传说虽然骇人，但也明确地表明泻湖作为马科科人生活的基石，它存在的重要性。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城市，拥有约2000万居民，而马科科的居民们依靠从这座城市中蜿蜒而过的污浊不堪的水道艰难谋生。
在一个多云的上午，20岁的雅各布·洛顿备好船，准备开始在水面上12个小时的劳作。作为一名出生在马科科的渔民，洛顿从9岁就开始了这样的日常工作。
那时候，洛顿和父亲外出回家时会捎回许多鲶鱼和一大堆小杂鱼，除了留几条煮胡辣汤外，其余的就拿到早市上卖。
“现在我们没鱼可抓了，鱼都跑到更远的地方去了。”洛顿坐在一条没有安装舷外发动机的独木舟里说道。驾着这条船，他根本追不上这些鱼。
“买一个发动机大概需要50万奈拉（1390美元），”洛顿耸耸肩说——比他月收入的三倍还多。
洛顿的困境指明了尼日利亚1.9亿人口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沿海国家盛产海鲜，但那里供应的鱼超过一半都进口自荷兰等国，以及越来越多地来自中国。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海水变暖导致鱼类逐渐远离西非海岸。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的渔场目前是亚洲和欧盟远洋渔船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当地渔业投入不足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掠夺尼日利亚的海洋资源
2018年尼日利亚海军宣布称，中国拖网渔船在尼日利亚海域的非法捕鱼活动每年给其造成7000万美元的损失。另一方面，2017年中国向尼日利亚出口了价值约4200万美元的鱼类，同比增长超过一倍。
尼日利亚是全球第四大鱼类进口国。预计到2050年尼日利亚的人口将超过3亿，而进口鱼填补了200万公吨的鱼类供应缺口。
“沿海社区不仅在和非法捕捞或者过度捕捞作斗争，还得承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伦敦国王学院海上安全研究员艾菲斯纳齐·奥卡菲尔-亚尔伍德说。
“中国、欧盟等远洋捕鱼国并没有与尼日利亚达成正式的捕鱼协议，但却因为和（附近的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有协议，然后就借机在边界，甚至是尼日利亚水域进行非法捕鱼，”她解释说。约有34艘渔船根据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欧盟签署的渔业合作协议在该国水域捕捞金枪鱼。两年前，该国与中国签署了第一份渔业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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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发展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利用卫星跟踪监测了在塞内加尔到尼日利亚之间水域从事捕捞活动的外国船队使用的捕鱼方法，发现这些渔船通常会把渔获转移到其他船只上以规避配额限制。他们还会利用监管较松的集装箱船运输渔获。经查证，这些船只来自中国、荷兰和西班牙。
2015年，奥卡菲尔-亚尔伍德对尼日利亚的渔业进行了研究。“尼日利亚渔业部门没有（有效的）巡逻艇，无法参与追捕，”她说。他们船只的航行范围最多200海里。
“海军尽力了，但他们的船都破破烂烂的…然后你会发现腐败分子在拿回扣，在一些问题上放水。”包括用网眼更小的网来捕捞更多的鱼。
据当地媒体《新电讯报》报道，2018年12月，尼日利亚政府批准渔业部门购置两艘巡逻舰“用于监控中国船只的未报告、不受管制和非法捕鱼活动”。但奥卡菲尔-亚尔伍德担心这些船只将由海军驻守，他们并不具备收集渔业犯罪证据的专业知识。
从鲜鱼到冷冻鱼
19世纪，马科科还是拉各斯这个不断增长的贸易中心里的一个小渔村。来自尼日利亚沿海各州和邻国的人怀揣着发财梦来到这里寻找财富，但因为土地昂贵而转战水上。
如今有超过10万人口在这片水域安家。他们高高架起的棚屋虽然证明了当地人的创造力，但被政府认定为是违法建筑。
马科科贫民窟旁边是阿色日拉·马科科鱼市。周四傍晚，太阳还没有落山，游客、女商贩和学生都在这里采购晚餐用的食材，老远就能听见鼎沸的人声。
黄花鱼、鲭鱼、罗非鱼、还有牙齿尖尖的梭子鱼被随意地堆放在塑料桶里。
渔妇们一边等着买家上门，一边把丈夫早前捕来的鱼切片分段，时不时有推着独轮车的男孩在人群中穿梭，叫卖着车上摆放的各种分割好的肉。
这些来自附近海域的鱼捕获后，被分割成一块块，然后被拿到阿色日拉市场上卖掉，其中大部分都会被炖成一锅具有尼日利亚特色的鲜鱼汤（obe eja tutu）。
但18岁的珍妮特·胡努康没有新鲜的鱼可以料理，她更关心的是如何把顾客招揽到她在市场内的摊位上。她的摊位在一条水泥铺就的小巷里，冷藏柜里装满了冻鱼。
养殖的中国罗非鱼比当地捕获的鱼更便宜，所以很受欢迎，利润也因此更高。“卖冻鱼更赚钱，”胡努康说，“8500奈拉（24美元）买进一箱鱼可以卖到1.2万奈拉（33美元）。”
在一个缺乏稳定电力供应的国家，鱼类保鲜往往意味着亏本出售，而27岁的阿格妮丝·本托斯是个精明的人，她知道自己也要多元化。
她的摊位上有半打待售的鱼，看起来卖相很差。“他们出海打鱼，但却什么都没有打到，”她谈到给自己供货的当地渔民时说，“这个时候他们通常已经回来了，”
本托斯和她高祖母一样，靠贩卖鲜鱼为生。“我妈把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环顾四周，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鱼，他们说这就是我要干的工作，”她说。
尼日利亚依托石油、金融和制造业成为了非洲最富有的经济体，但这并没有惠及所有人。渔民日均收入3美元，全国有一半人生活在国际极度贫困线以下，也就是每天的生活费还不到1.9美元。
尼日利亚全国有79万渔业人口。而如今，这个传统行业正面临气候变化和过度捕捞的威胁。
伊乔拉的“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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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科科驱车向南半小时就到了拉各斯的伊乔拉·奥罗帕冷冻食品市场，里面有序排列着一排冷藏柜。
顾客们在泥泞的小道上四处搜寻，希望可以在进口鱼和本地鱼激烈的竞争中找到价廉物美的产品。
22岁的鱼贩索迪克·奥卢耶德把一大条罗非鱼重重地摔在木头墩子上，然后迅速分切成一块块，方便那些讲究的顾客购买。
“罗非鱼的进口量很大，”他说。尽管尼日利亚的罗非鱼和水产养殖开发商协会一直在呼吁彻底禁止罗非鱼进口以保护当地水产养殖业，但情况没有变化。“整个市场上都在卖进口罗非鱼。”
罗非鱼是一种原产于非洲的淡水鱼，但根据农业部的统计数据，2016年中国养殖罗非鱼的产量为186万吨，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
如今，伊乔拉市场上销售的冷冻罗非鱼大多来自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海产品出口国。2017年，中国向尼日利亚出口了价值超过200万美元的冷冻罗非鱼。
‘’假如你在筹备一个生日聚会，需要一大箱鱼，买本地鱼要3.5万奈拉（97美元），进口鱼更大，只要2万奈拉（55美元），”奥卢耶德说。
29岁的奥莫托什·拉扎克在等国外客户的间隙，把一条巨大的梭鱼放到了工作台上。拉扎克是少数几个从出口贸易中受益的人之一。“我有来自中国的老客户会来卖鱼，然后再卖到德国等地，”他笑着说。“我们既卖给中国人也卖给当地人，价格都是一样的，但中国人买得多。”
出口再进口的周折
从市场出来往后走几个街区，穿过这座城市七扭八拐的高速公路网络，就到了伊乔拉的封闭式冷藏设施，渔妇们耐心地坐在那里，等着批发商的出现。
茱丽叶·奥扎拉格巴担任奥比特·安戈洛出口公司的仓库经理已有5年。“罗非鱼大多来自中国，但实际上其中大部分都是尼日利亚罗非鱼，它们在中国包装好，又卖回给我们，”她说。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逻辑不对，但因为中国对机械化设备的投入，把鱼运往中国进行加工是全球普遍的做法，美国渔业也不例外。
还有一个问题是，谁捕鱼，捕了多少。“要我说，尼日利亚只有约10%的渔业公司是真正由尼日利亚人所有的，”奥扎拉格巴说。她认为这几年来政府未经核查就发放捕鱼许可证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他们发放了很多许可证，尤其是给外国公司，”奥扎拉格巴坐在办公桌前，一边把交易登记在一本超大的账本上，一边说。“过度捕捞也很严重……很多人都停业了。”
走进奥扎拉格巴的冷库，零下28度的房间里，垒起的纸箱子像一面墙一样，里面装着冷冻鲱鱼和鲭鱼，上面贴着俄罗斯和爱尔兰的邮票。
尽管尼日利亚2017年正式宣布禁止进口鲭鱼，但情况没有变化，来自俄罗斯、冰岛和爱尔兰的鲭鱼源源不断地进入这个国家。
“政府要做的事情，是行不通的，”奥扎拉格巴的同事雅各布·艾莉森谈到进口限制时说：“不可能一刀切全部停，你得慢慢来。”艾莉森认为，过度捕捞意味着一些鱼种已经完全消失，这又给进口提供了空间。
“（尼日利亚）水域是不受任何人控制的，人们只要坐船来，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他说。
约61种原产于尼日利亚的物种被研究机构FishBase列为脆弱或极度濒危物种。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迪希亚·贝拉比卜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西非的非法捕鱼问题，他说“船太多鱼太少”。“中国最醒目，所以责怪中国很容易…但不只有中国的渔船。例如蓝鳍金枪鱼是一种不应该捕捞的濒危物种，但欧盟的船队还在捕捞这种金枪鱼。”
“水域属于我们”
从伊乔拉市场驱车往南再走半个小时就可以看到横跨利物浦街的廷坎-阿帕帕立交，那下面就是阿帕帕食品市场。市场入口的阴凉处是一群摩托男孩，聚在一起聊着闲话。但走过一排排卖苏格兰软帽辣椒和鱼干的摊位，你就会发现大声叫卖珍贵冷冻产品的渔妇们。
这是一个周三下午，从早上7点开始就热热闹闹的新鲜渔获市场早就回归平静，但仍可以看到零星几个喝着冰啤酒的渔民，街头流浪的孩子则成了搬运工，带着各种蔬菜和肉类飞快地跑来跑去，帮等不及的买家送货。根据尼日利亚海洋学和海洋研究所的数据，阿帕帕市场本地鱼的日均利润约为3500美元。
以前形势好的时候，给阿帕帕市场供货的渔民每周也只会去一次公海。如今，“海里全是拖网渔船，”利物浦阿帕帕渔民协会会长叶库布·泰沃·德格贝因介绍说。“你得走上4个多小时才能下网。”
德格贝因目前有5名船员，每次出海只挣11美元。他们赖以为生的海洋每天提供的东西越来越少，出海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以前我们出海可以（抓到）近120公斤的鱼，但现在40公斤都很难了，”他说，并补充说协会成员的船外发动机都是共享的。
发动机的成本已经很高了，再加上2012年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取消燃料补贴，许多个体渔民无力再维持船只的运行。根据2015年的一份报告，这导致尼日利亚远洋捕鱼活动日益减少。
“我们这里有资源，水域是属于我们的，”德格贝因说。他希望尼日利亚民众可以投资商业捕鱼，打破外国船只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其实就是看政府，他们有钱买拖网渔船——但不买。我们（有钱）的大人物有钱买拖网渔船——他们也不买。”
不断减少的回报
企图与外国拖网渔船竞争的愿望导致当地渔船使用破坏性更大的捕鱼方法，给尼日利亚渔业带来了压力。
“他们会去一些限制进入的地方，包括在（石油）管道所在的海域捕鱼，这显然可能会导致管道爆裂，而且这个循环一直在继续。”伦敦国王学院研究院奥卡菲尔·亚尔伍德说。
尼日利亚石油工业和在沿海地区挖掘泥沙用于大体量项目建设带来的污染只是导致鱼类远离的一部分原因。
2019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随着海洋变暖，鱼类数量正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捕获的热量有93% 被海洋吸收了。“我们提到缓解气候变化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关于农业的，很少是关于如何支持沿海国家的，”奥卡菲尔-亚尔伍德说。
据联合国一名官员称，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萨赫勒地区(非洲南部撒哈拉沙漠和中部苏丹草原地区之间)是应对气候变化斗争中的“原爆点”。2012年的一项研究预测了气候变化可能对14个西非国家渔业产生的影响。最坏的情境下，到2050年尼日利亚的渔获着陆量将下降52%，相当于损失8700万美元。
“因为气候变化，现在尼日利亚沿海水域里长出了一种名为‘马尾藻’的水草，”拉各斯州立大学渔业教授阿内特克哈·马丁斯·埃格努马说。“马尾藻长出来的时候，渔民无法捕鱼，它会破坏渔网，钻到渔网里…我们必须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
为了降低对进口的依赖，尼日利亚政府已经将水产养殖列为高度优先事项，并取得了一定成功。尼日利亚目前是非洲最大的养殖罗非鱼生产国之一。
但当地养渔户担心自己无法与廉价的外国商品竞争。“如果允许进口不受监管，最终会扼杀刚兴起的本地渔业。”马丁斯·埃格努马解释说。“如果让市场中充斥着低质鱼，而且比本地鱼更便宜，那本地的生产活动就难以为继。”
抗击非法捕捞
彼得·哈姆施泰特是反非法捕捞渔船鲍勃·巴尔克的船长，目前代表保护组织“海洋守护神”在西非水域巡逻，还有一件事让他担心。
“我们必须以海洋安全为大背景审视非法、未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捕捞活动，”他说。类似“雷霆号”这样臭名昭著的海盗拖网渔船的活动就是该背景的一部分。
雷霆号对外宣称的船藉至少有8个不同国家，其中就包括尼日利亚。近10年来，该船一直在全球各地的海洋肆意掠夺。早在2013年，国际刑警就从尼日利亚和多哥收集了该船的信息。据称雷霆号也曾悬挂过多哥共和国的船旗。
2015年，在被追赶了3个半月后，“雷霆号”船长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水域自沉船只，目的是掩盖起诉的证据。截止船员被捕时，该渔船已通过非法捕捞获利6000万美元，尼日利亚在“雷霆号”被起获前不到一个月就已经注销了其船藉。
“非法经营者试图通过不断更换船名和船旗，增加当局追踪船只动向的难度，”哈姆施泰特说。
除了“雷霆号”，国际刑警组织头号通缉团伙“强盗6号”的两艘船只在没有携带任何尼日利亚船员的情况下悬挂了该国国旗。
几内亚湾的沿海国家往往是重灾区，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对于距其海岸200海里以外水域缺乏法律监管。“很多情况下，缺乏对公海船只的控制，没有捕捞许可证限制条件或报告要求，是船只运营方选择在这些国家登记的原因”前国际刑警环境安全小组的刑事情报官员阿里斯塔尔·麦克唐奈尔说，“纵观历史，这在全球范围内很常见，也是一些国家必须做出重要改进的方面之一。”
面临威胁的海龟
2017年，“星虾25号”被利比里亚海岸警卫队捕获。该船未经授权就在利比里亚水域捕鱼，且没有使用法律规定的帮助濒危的海龟从渔网中脱逃的装置。
这艘船的东家是尼日利亚大西洋虾公司。该公司隶属于荷兰渔业巨头荷兰远洋集团，旗下拥有一支由70艘渔船的大型船队，其捕捞的高价值虾类拥有出口欧美市场的认证。
“有趣的是，“星虾25号”上安有海龟排离器，但被捕时没有使用，”哈姆施泰特说。“海洋守护神”的工作人员登上这艘船时发现一些虾已经装盒准备出口希腊。
非法捕捞为经验丰富的企业带来的利润是可观的。“根据船只大小，一次出航可以捕捞300到500万美元的渔获，”麦克唐奈尔说。“而且，洗白问题也很严重。如果非法、未报告和不受管制捕捞所得的鱼类与合法鱼获混在一起加工，就很难加以区分。”
犯罪和冲突的滋生地
西非水域每四分之一渔获物都是非法的。奥卡菲尔-亚尔伍德指出，中国船只常常夜间在近岸水域徘徊找虾。“那里是繁殖地，”她说，“这时候他们就可能和渔民起冲突。根据渔业部门的数据，尼日利亚每年出口虾的收入约为2900万美元，非法捕虾带来的损失差不多也是这个数”
渔获量的减少加剧了当地渔民之间的紧张关系。2017年，97名尼日利亚渔民在邻国喀麦隆因300美元的捕鱼税纠纷死亡。在官员们看来，非法捕鱼和随之而来的进口是“无害”的，而不是影响其社区的严重罪行。
“腐败是主要问题，”Enact团体的区域有组织犯罪观察站协调员艾格尼斯·艾博说，该团体得到欧盟支持，旨在加强非洲对有组织跨国犯罪的应对措施。“我无法想象（邻国喀麦隆的）杜阿拉港或者拉各斯港务局仅仅因为批准了一项协议就禁止一艘载着500吨渔获的船只停靠。”她指的是《港口国措施协定》，旨在通过拒绝可疑船只进入港口来打击非法、未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捕捞活动。
艾博还说：“还有一个机构应该更加仔细地研究渔业，那就是几内亚湾委员会，但这几乎没有可能。”
几内亚湾委员会成立于2001年，近20年过去了，还未能为该地区各国制定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来解决非法捕鱼问题。面对我们一再提出的采访请求，委员会工作人员未作回应。中外对话还联系了尼日利亚政府，包括渔业局和海事管理及安全局，请其发表评论，也未得到回应。
据艾博介绍，了解船队规模和每年发放的许可证数量对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都很困难。
“这就可以看出，腐败这样的事情对一个国家的资源造成的破坏可以严重到什么程度，”奥卡菲尔-亚尔伍德说。
翻译：金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