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锐强大概是中国大陆35岁左右为数不多的专门从事鲸豚类研究的专家。作为汕头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的博士后，他主要从事小种群中华白海豚的保育研究。2年前，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广东潮汕人，他辞去了北京一家公益机构的工作，受邀回到自己的故乡海域从事研究。他亲眼看到了7年来才第一次出现的新生白海豚，又眼睁睁看它在出生仅七天后死去。他一直担心，这个种群会在他的有生之年永远从故乡的那片海中消失。
他所在的团队除了进行海洋濒危物种研究之外，还作为农业部濒危水生野生动植物种鉴定单位之一，协助海关进行走私野生动物制品物种鉴定和数量核算。作为一个站在研究与执法交界处的专家，郑锐强向中外对话分享了他参与走私物种鉴定的细节，以及他对物种保护和公众教育的思考。
中外对话海洋（中）：你是怎么会受海关邀请去帮他们鉴定走私动物制品的？
郑瑞强（郑）：2017年11月农业部颁布了关于涉及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案件鉴定单位资格的相关文件。我所在的汕头大学作为广东地区唯一一家具有鲸豚类以及海龟鉴定资格的单位，开始协助海关、渔政等相关部门进行物种和制品的鉴定。鉴定团队中包括我本人以及汕头大学副校长刘文华教授。从日常的鲸豚研究工作中（包括搁浅救护以及解剖等），我们累积了丰富的识别鉴定经验，因此可以协助海关等部门进行鉴定工作。
中：能否介绍一下海关的基本情况？
郑：目前我们主要协助深圳地方海关进行不定期的鉴定工作。作为国内最大的口岸之一，深圳海关缉私科每年处理的走私动植物制品案件屡见不鲜。以我了解的深圳其中一个海关关口2018年初步统计的数据为例，走私珍贵动物包括来自东南亚的鳄鱼皮、南非的犀牛角（超10千克）、肯尼亚的鲸鱼牙，马来西亚的穿山甲鳞片（超10千克），玳瑁(150千克)，主要来自地中海和墨西哥湾的红珊瑚（超30千克）等。案件频发大大增加了海关缉私和我们的鉴定工作的强度。
中：涉及濒危物种的货物一般是以什么形式进入海关的？
郑：我们鉴定的案例中，几乎所有货物都是通过个人携带进入海关的。深圳的关口几乎是全中国人流量最大的关口，所以也成为走私的重灾区，因为可以浑水摸鱼。目前海关对于《华盛顿公约》（CITES）附录物种以及相关制品的稽查非常严格。无论是有预谋的团伙走私，还是不知情的个人携带，海关人员都会一一排查。
中：你对海关的技术支持主要以什么形式进行？可以描述一下你们合作中比较典型的场景吗？
郑：协助海关进行鉴定工作是我们研究工作的拓展。目前我们的鉴定工作主要是针对海关部门扣押的相关制品进行实验室实物鉴定。制品鉴定需要不同的设备、仪器以及较长的时间进行分析。在汕头大学，我们的鉴定室就是我们海洋生物研究所的会议室。
我们首先会将委托材料分别拆箱、去除杂质并与海关人员进行现场核算；然后对相关制品进行编号、形态测量、计数、拍照以及称重；最后，我们参考国内以及国际上的标准对制品进行物种鉴定。比如鲸目物种鉴定主要根据外部特征以及解剖特征，并主要根据CITES相关制品的鉴定方法进行鉴定；最后，我们会根据对应物种的生物学特征进行年龄等级鉴定，并对制品的数量进行核算。
中：涉及鲸豚类的罚没物品主要有哪些？
郑：目前我们负责鉴定的鲸豚类制品基本上都是牙制品，它们在宗教制品、文玩、传统艺术品等中用得较多，来源包括抹香鲸、一角鲸以及其他少量海洋哺乳动物的牙齿，有时候也会混入一些河马或者其他的陆地动物的牙制品。
中：协助海关做走私鉴定，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郑：让我印象深刻的有几点。首先是消费市场的庞大。每一次海关的罚没制品的数量，多到几乎都会花掉我们2-3天的时间。目前走私动植物制品主要跟文玩市场、中药市场等有直接联系，如何对消费市场进行规范、对公众的价值判断进行引导、对相关行政流程以及法律法规进行完善等，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其次是法理与人情之间的矛盾。有一次深圳海关查没了约96公斤抹香鲸的牙齿，1400多个，我们一个一个拍照、称重、确认。从牙齿钙化和风化的程度我们发现，这些牙齿应该是有人从搁浅在偏远地方的动物遗体上收集，然后流入市场的，并非来自非法捕杀。但是在鉴定报告上，我们只负责物种鉴定与数量核算，而这种非确定性的细节我们不会在报告中体现。我们因此与海关缉私科的同事讨论过是否应该将一些能确认的特殊信息体现在鉴定工作中。使执法在对于真正的非法人员严惩不贷的同时，能够考虑到更复杂的现实。
中：所以严刑峻法，有时候也并不适用？
郑：法律体系应该要考虑到物种贸易链条上的不同人群。他们有些是铤而走险的不法分子，但也有可能是无知的弱势群体。比如上述抹香鲸牙齿走私的案例，最后那个人走私金额多大？按照之前的核算体系，它的走私金额超过120万人民币，至少面临20年的刑期。但在这个案子中，几乎大部分的制品都是自然腐烂之后收集过来的，而在整个走私的环节中，最后被查获的这个人扮演了什么具体角色也并不明确。目前农业部对《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办法》也在2018年11月开始征求公众意见，相关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以及解读，有助于提高执法的精确性。
中：您此前建议过用罚没品进行展示，来进行公众教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郑：消费者基本上都是“被动”的。一个东西“值不值钱、好不好”，更有可能是被市场教育出来的，加上文玩、中药等等一系列传统文化的影响，海洋保育理念的推广几乎处处碰壁。
我们鉴定单位跟海关的同事也在讨论，结案之后如何处理罚没的制品？因为一般的流程都是直接销毁。我们建议把鲸鱼牙齿做成一个艺术作品，然后放在不同的社区、学校、公司，让人们知道这种东西背后的故事，让他每天都可以看得这些交易的不道德，他就不会去去买这种东西，进一步降低相关制品的在消费者眼中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