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娜·贾姆贝克研究海洋垃圾已有20多年。四年前，这位来自乔治亚大学的教授发表了一项突破性研究，对每年进入全球海洋的大量塑料废物进行了量化。
贾姆贝克并不满足于只做研究，她还参与开发了手机应用软件“海洋垃圾追踪器”（Marine Debris Tracker），该软件记录了全球数千名用户收集的超过200万件垃圾的位置。
贾姆贝克教授最近一次来北京时接受了“中外对话”的采访，她带着镜框由废弃塑料渔网制成的太阳镜，肩上背着环保手提袋。她喝水的瓶子重复使用，递出的名片也是旧的，上面印的还是她以前的头衔。
没有采访或教学任务时，贾姆贝克教授经常会在街头翻垃圾，手机应用程序随时准备做记录。她和“中外对话”讨论了中国在垃圾管理方面的进步对中国和全球的意义。
中外对话（以下简称“中”）：您参与开发了海洋垃圾追踪器软件，这个软件怎么用呢？
詹娜·贾姆贝克（以下简称“贾”）：人们可以利用这款软件记录他们发现垃圾的类型和位置，用户可以在提供的选项中选择垃圾类型，并使用GPS对垃圾的位置进行定位。
做这个软件有几方面的任务，包括提高公众意识和普及相关教育。我以前在课堂上用过，让我的学生出去用软件收集垃圾，做记录。然后他们告诉我，使用软件之后他们看到了之前“看不见的”垃圾。这就是意识。有了这方面的意识之后，你会开始想这些物品中有的我们并不需要，或者我得控制自己制造的垃圾数量。然后你会想这些东西是怎么变成了垃圾被扔在地上的。这就是教育。除此之外，我们收集的垃圾位置和类型的数据可以用于研究，然后我们就可以采取干预措施来防止垃圾被扔在这些地方。
中：除了提高个人意识，我们怎样才能减少企业生产新的塑料产品的数量，并且鼓励回收？现在对一些企业来说回收的成本更高。
贾：回收不一定会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甚至反而能刺激销售。美国科技巨头惠普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推出了一个海洋塑料项目，用回收来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瓶制造墨盒。许多消费者如果知道自己的购买行为是在帮着拯救海洋，那么他们会愿意购买回收材料制成的产品。
同样重要的是，无论成本是否增加，企业都应该主动回收更多材料。他们使用了这些材料并且从中获利，却把管理垃圾的负担都扔给社会。那么，为什么不让企业也发挥作用呢？但我们仍需要政策来要求企业开展回收工作，否则情况不会改变。
中：社会应该如何应对外卖等“便利文化”？这些会导致一次性包装和餐具的大量产生。
贾：大家可以尝试用不一样的方法来管理这个系统，不生产一次性用品，或者至少少用塑料。应该想办法更多地使用可以重复使用的材料。如果你经常订餐，或许可以把餐具和盒子退回去，店家也可以把它们收回去。如果没有可重复使用的系统，大家也不能回收，那餐厅最好使用纸制品代替塑料。
中：有批评者认为，纸制品、布袋等可重复使用的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造成的环境影响可能更糟。对此您怎么看？
贾：分析生命周期，然后说这些产品更糟糕，那可能是在计算它们的用水量和制造的碳足迹。但这些研究往往没有考虑到的是，比如塑料袋可能会进入海洋杀死海龟。但如果我们制造了一堆布手袋，都闲置在那里不充分利用，那肯定是不好的。
中：您认为过去几年间中国在减少垃圾方面的成绩如何？
贾：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取得了非常可观的进步。中国正努力向循环经济靠拢，而且正在成为该领域的领军者之一。
中国能够利用手机、社交媒体等技术辅助垃圾收集。基础设施正在迅速被建起来，例如中国的垃圾处理设施数量就在快速增加。政府正在改进垃圾管理系统以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
中：中国2017年颁布了极具争议的塑料垃圾进口禁令。站在您的角度，您认为这有什么影响？
贾：以前这些垃圾没有市场，而中国又需要材料，所以发达国家把垃圾出口到中国。这对双方来说是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办法。但这样一来，那些不能回收的材料——我们称之为“污染”——也来到了中国。这是一方面，再加上中国有意发展自己国内的回收体系，所以才颁布禁令。
对出口国而言，这条禁令也让他们审视自己的系统，开始考虑产品的上游设计。比如生产多少，如何设计包装，为什么这些包装如此难以回收？从经济角度上讲，要让回收体系运转起来很难，因为回路被切断了。但正因为发现了困难，人们开始承担更多的社区责任，致力于找出比以前更好的回收办法。这项禁令还能促使发达国家优化垃圾管理标准，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仍需要、也想要材料。如果垃圾符合标准，仍有国家愿意接收。
中：您对中国今后垃圾管理的改进有什么建议吗？
贾：在美国比较有效的是实施固体废弃物管理法规，联邦政府制定法规，然后提供资金帮助各州改善基础设施。有了资金，垃圾填埋场和废物处理设施也能设计得更好，符合法规要求。
公共层面，我们得明白个人的选择很重要。一个人的选择可能影响很小，但如果10亿人都做出同样的选择，就会带来巨大的变化。民众的力量是巨大的。
翻译：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