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海垃圾数据之辩折射垃圾管理变迁

自从2015年美国佐治亚大学工程学院教授詹娜·贾姆贝克（Jenna Jambeck）等人的研究将中国列为入海塑料垃圾第一大排放国以来，中国的入海垃圾问题就备受中外关注。

海洋塑料对海洋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造成潜在的风险。中国是否有效管理了入海垃圾？“第一大排放国”的头衔是否公平？5年来的研究给出的答案并不一致。

这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的“垃圾未合理管控率”上。它指的是未经过焚烧、填埋或者其他处理手段而直接进入环境的垃圾占总垃圾的比率，这部分进入环境的垃圾有可能最终流入海洋。

在2015年的研究中，贾姆贝克等人计算认为中国2010年垃圾未合理管控率高达76%，而在2020年底贾姆贝克参与发表的另一论文中，2016年中国的垃圾未合理管控率却大幅降低为25%。因此，在这一新的研究中，中国的沿海地区的入海塑料垃圾估算量排在印度尼西亚、印度、美国、泰国之后，位居世界第五。而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李道季在2020年11月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该数据实际应该更低。

这些数据的不同反映了研究方法和基础数据上的差异，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予以厘清。但通过这些研究和争论，近几年来中国垃圾管理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得以被“看见”。

中国海洋垃圾数据之辩

时隔五年，贾姆贝克等研究者发表的两份论文使用了世界银行不同时期发布的报告，采用了其中的垃圾生产和管理数据，从而计算出了各国的垃圾未合理管控率。2020年论文的第一作者、来自海洋教育协会（Sea Education Association）的研究者卡拉·拉文德·劳（Kara Lavender Law）向中外对话表示，中国的垃圾未合理管控率大幅下降可能归功于中国新建了大量焚烧厂和垃圾填埋场以处理固体废弃物。

但李道季认为劳和贾姆贝克等人计算而得的数据（25%）仍然过高。在他的团队的研究中，2016年中国沿海人口产生的未合理管控塑料垃圾大约占3%到8%之间。如果按照劳和贾姆贝克等人2020年论文中使用的模型来对2016年中国未合理管控垃圾的总量进行计算，他认为这个量不会超过30万吨，中国在世界的排名也不应该是第五，而是在第十五名。

该结论是李的团队基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建部）发布的《2017年全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数据和沿海地区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来估算的。统计年鉴显示，2017年，中国的城市和县级市的垃圾未合理管控率分别为1.00%和3.89%，基本上接近欧美国家水平；在城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镇和乡这个级别，垃圾未合理管控率则分别为12.81%和27.01%，但这个层级的人口相对较少。另外，李道季团队强调了中国的自由拾荒者的作用，他们会将塑料瓶这类大块塑料垃圾进行回收处理，是垃圾处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统计年鉴可能未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所以镇和乡的实际垃圾未合理管控率应该也比统计数据更低。“如果国外的学者对中国的垃圾管理数据有疑惑，最好的办法是到中国来看看，情况到底是不是他们认为的那么糟糕——现在中国各大城市里已经很少能看见被随意遗弃的垃圾了。”他说。

不同的研究对中国未合理管控垃圾的估算

来源：中外对话整理

李道季认为，搞清楚入海垃圾的量到底有多少，有助于检验塑料垃圾的治理成效如何，评估是否需要加大治理力度。他告诉中外对话： “我们需要知道这些塑料的来源是什么，是来自于农业、工业还是生活。而顺着这个来源，我们就能知道该怎么来管控它，更有针对性。”

十年改变：中国发生了什么？

尽管中国海洋垃圾的数据依然存在争议，但在中国城市中越来越难见到路边随意丢弃的垃圾，中国乡村里也越来越少见到露天垃圾堆放场，这些触目可及的变化确实展现了中国在垃圾管控上取得的成效。

在长期关注中国垃圾处置的人眼中，中国垃圾管控情况在过去十年，尤其是2015年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可能也是美国研究者得到的新结论和李道季的研究依然有较大差异的原因——国际上的数据未能跟上中国垃圾产生和管理现状的快速变化。

从住建部的数据来看，城市及县级地区的生活垃圾管控情况在十年里得到了很大提升。2010年城市地区的生活垃圾未合理管控率为9.28%，而该数据在2019年下降到了0.4%；县级地区的生活垃圾未合理管控率在2010年高达39.39%，到2019年已降至1.2%。乡镇地区的生活垃圾管控情况2015年以后才被住建部纳入统计，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零废弃村落”发起人、专注于农村垃圾管控的陈立雯告诉中外对话，在2015年政府发布《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之前，中国农村垃圾没有被强制要求进入到区、县或者市一级的垃圾处理终端设施，当时的垃圾未合理管控率确实很高。她以中国东部的浙江省东阳乡为例指出，当时的两个垃圾流向一个是进入小型焚烧炉，另一个是堆放在坑洼的地方。这些随意堆放的垃圾在雨后会被直接冲入小溪、河流，最终沿着水流汇入大海。“一旦下暴雨、水漫过河堤，河道两岸的地里就全是塑料垃圾，”陈立雯感慨，“太吓人了。”此外，农民在种植时还会使用塑料板进行驱虫、用塑料制作稻草人，种植期间的塑料废弃物也会直接进入环境。

但在上述指导意见发布后，中国各省份开始加快城乡环卫一体化的步伐，尤其是长江以南的农村地区对垃圾管控越来越严格。垃圾分类在2020年全国范围实施之前，东阳乡已经在2018年底先开始了垃圾分类和垃圾定时定点收运。这一年里，暴雨后满地垃圾的情况就得到了极大程度的缓解，有些地方在雨后也没有垃圾被冲到岸上。“我们认为，农村地区定时定点的收运方式对阻止塑料进入水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陈立雯说。

环保组织无毒先锋创始人毛达也认为，中国垃圾管控主要靠两大推动力，即2015年后全国范围内的环境整治“大扫除”和农村环卫城市化。“大扫除”包括清理看得见的地面垃圾，整治脏乱差河道，提高街道整洁度等。农村环卫城市化则意味着农村地区使用财政收入来购买城市的保洁、清扫等服务，引入垃圾收集、清运、处置的专业队伍，来更好地管理垃圾。”农村地区慢慢有钱了，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也慢慢增强了，原有的失控垃圾自然向受控转变了。”毛达对中外对话说。

至于卡拉·拉文德·劳提到的中国新建焚烧厂和填埋场以降低垃圾未合格管控率的作用，中国一些业内人士并不能完全赞同。专注于海洋垃圾治理的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刘永龙认为，垃圾处理终端（焚烧厂或填埋场）的处理能力不足，确实会导致部分垃圾被非法倾倒，最终可能会进入海洋。但终端做好了，总体的垃圾未合理管控率并不必然下降。毛达也认为，终端设施只是垃圾有效管理的一个环节，关键在全过程管理。他表示：“末端处置设施对于解决垃圾问题的作用是有限的。垃圾从失控到受控，确实需要一定的处理设施作保障，但更需要收集系统的完善和前端的减量。其次，垃圾受控得到集中处置，也不意味着就实现了‘无害化’，很可能只是一种污染形式的转化。” 他们认为，国外部分专家由于缺乏对中国长时间的观察和调研，对中国未合理管控垃圾的解释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