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的社区和小规模生产者长期以来通过管护（stewardship）——在对所身处的独特环境的深切了解基础上形成的知识和关怀，以及主观能动性——实现了韧性和自给自足。印度尼西亚的“林下菜园”（Talun-kebun）；韩国的“乡村林”（maeulsoop）；新西兰的“守护者 ”（kaitiakitanga）；日本的“里山”（satoyama），它们同其他数十个管理实例被跨越世代地创造出来，并持续启发和塑造着今日的行动和伦理。
但是，我们当前的时代——人类世，是一个真正实现商品、知识和人才全球性流动的高度互连互通的时代。即使是最偏远的社区也在迅速接入国际供应链和贸易网络。对于那些活跃在全球各地的大企业来说，管护意味着什么？从许多方面来说，受增长、股东分红和短期决策驱动的跨国公司，似乎恰恰是环境管护的对立面。
然而，经济增长往往依赖于边疆和未开发的资源，一些行业已经感受到了地球承载力的限度。比如，201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说，只有6%的鱼群“未充分捕捞”，而过去30年，全球渔获量基本上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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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也与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和规范产生着联系。在海产行业，持续变化的规范提升了从劳工、人权，到两性平等和动物福利在内的许多议题的能见度。在2019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斯坦福大学伍兹环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吉姆·利普（Jim Leape）指出：“如果你的海鲜是奴隶捕捞的，那它是否‘可持续’就不重要了。”
那么，这个触碰生物圈极限，并在试图适应变化中的规范的世界行业，其近期历史是怎样的呢？我们与学术界、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同仁们一道，重点讨论了海产行业管护的作用，并于今年6月在《海洋科学前沿》杂志（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上发表了我们的研究成果 。
从抵制到“用钱投票”
我们发现海产行业被它们与非政府组织、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和其他行业行动者密集互动所联系和影响。例如，20世纪70年代非政府组织高调的造势活动重点针对的是金枪鱼捕捞活动兼捕海豚等受人喜爱的物种。这最终引起了人们对海产品的抵制，并迅速引发了企业并最终是来自监管部门的反应。
海产品抵制和标注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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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boycott）行动很快引发了“用钱投票”（buycott），人们的关注焦点不再仅仅是停止食用某些特定类型的海产品，而是开始鼓励食用可持续生产的品种。这些行动主要的载体是认证和生态标签，其中最主要的是海洋管理委员会 （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MSC）和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Aquaculture Stewardship Council）这两种认证。
生态标签并非整齐划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出现了120多种标签，它们对社会和环境标准的关注程度各不相同，适应不同地方或国家的条件。这种标签纷杂的情况会对消费者和零售商造成困扰。由此，作为认证基准的“全球可持续水产品倡议”（ Global Sustainable Seafood Initiative，GSSI）应运而生。
例如，建立于2007年的日本海洋生态标签 （Marine Ecolabel Japan，MEL）原本是一个国内标注系统。日本是一个传统鱼类消费国，对于本国小规模渔民的信任度和依赖度都很高，因此认为没有必要接受国际标签制度。但随着市场联系日趋紧密，这种观点有所转变，并促使MEL修改其标准，并在2019年获得了GSSI的认可。
“绿色俱乐部”作用日益增大
最近，形形色色的“绿色俱乐部”在海产行业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这些组织是由致力于实现法律未规定的环境或社会目标的企业行为体自愿结成的联盟，它们为可持续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新的潜力。其中一个例子是犬牙鱼合法经营者联盟（Coalition of Legal Toothfish Operators，COLTO）及其前身ISOFISH。该联盟将业界和其他行动者聚集在一起，以解决犬牙鱼渔业中猖獗的非法行为。1997年，大约一半的犬牙鱼渔获是非法捕捞的。透明、合作和联合监测是扭转这一局面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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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犬牙鱼合法经营者联盟的一个因素是，渔业经营者数量相对较少。海产行业高度整合，排名前13位的公司控制着全球11-16%的捕捞量，以及最多达40%的最大和最有价值的鱼群。其中10家巨头已成立了“海产企业支持海洋管护”（SeaBOS）倡议，并公开做出了一系列共同承诺，提出了实现行业向海洋管护转型的限时目标。
海洋管护的未来
回顾过去几十年，一些普遍的模式是显而易见的。企业开始不满足于仅仅遵守法律和监管政策，并积极寻求将自身定位为朝着可持续和遵守伦理规范的海产业转型的领导者。“负责任磷虾捕捞企业协会”（ARK）就是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它建立了一系列自愿的空间封锁（即禁止捕捞的区域），其成员自2018年以来一直遵守这些规定。总的来说，资源利用者的自愿措施的好处在于决策迅速（与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的缓慢速度相比）和遵守度高，因为利用者直接参与制定规则。
其他企业主导的努力则从更广泛的生态系统视角出发。一个例子是逐步消除将适合人类食用的鱼类用作水产养殖饲料（鉴于海洋捕捞的食品级鱼类可能是当地人重要的营养来源，而养殖产品则最终供应高收入市场）。另一个是通过提高渔业应对意外打击的韧性来对冲日益增长的气候变化风险。这包括对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的强调，以及以一套“组合方法”来管理三文鱼等鱼类，这种方法把种群和亚种群的基因多样性纳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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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管护不是一种固定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管护相关的社会和生态议题越来越多，而且不太可能一成不变。例如，近年来，动物福利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而由于抗生素耐药性现象的增加，在水产养殖中尽量减少抗生素使用也成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领域。然而，仍有许多工作要做——约 34%的鱼类种群正以生物学上不可持续的程度遭到捕捞。在许多情况下，可持续渔业管理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还有一些情况下，提高透明度的新技术和新方法正在重新界定海产品行业将如何理解和减少其对海洋生态系统影响。
随着管护概念在行业内的成熟，它有可能成为一系列其他海洋产业的切入点。
在人类世，全球互联互通以及产业迅速整合的语境下，我们的论文得出的结论是：“海洋的未来，以及人类与海洋关系的未来，可能取决于努力将管护从一个启发性概念转变为一根标准化操作程序的支柱，它立足于支持性公共政策之上”。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