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每年夏天台风登陆，对于中国沿海都是一次尴尬的提醒——成吨的海洋垃圾被吹上海滩，在很多城市形成数公里的白色污染带。为此，海岸管理部门常常在台风过后，组织市民参与“净滩行动”，意在提醒公众大海“吐”出来的这些垃圾，每个人都有“贡献”。
捡垃圾的行动，正在从海岸延伸到海上。浙江、福建的一些渔民已经开始在官方或民间社团的支持下，自发回收海洋垃圾。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顶层设计开始重视海洋垃圾治理。2021年8月，生态环境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海洋生态环境司副司长张志锋告诉媒体，生态环境部已将海洋垃圾治理工作纳入污染防治专项行动统筹部署，并且在该部牵头编制的《全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中，也将“推进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等内容纳入“十四五”重点工作任务。
海洋垃圾并不是个新问题。这一轮海洋垃圾治理行动的开始，可以追溯到2018年3月机构改革，原国家海洋局的海洋环境保护职责被整合到生态环境部，这一部门职能的合并，第一次打通了陆地和海洋的环境管理职权范围。很快，次年中共十九大提出了“陆海统筹”的治理策略，将过去这些年陆地上雷厉风行的垃圾治理行动延伸到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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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中国陆上环境治理格局倚赖强有力的行政监督，但海洋对这一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广袤的海面、海底，传统的治理工具鞭长莫及。于是，在中国正在探索海洋垃圾治理措施的当下，渔民或将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根据《2020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的数据，截至2019年底，中国拥有渔船总数73.12万艘（包括内河渔船），渔业从业人员超千万。过去，古老的观念认为海洋是无边无际的，可以容纳一切。渔民们习惯了向海里丢弃垃圾。今后，渔民不仅需要改变陈旧观念，不再向大海丢弃垃圾，或许还将成为海洋垃圾减量的贡献者。
生活垃圾分类延伸到海？
从2020年4月起，作为长涂镇妇联组织“金银渔嫂”协会的负责人，胡松素开始号召渔民尽己所能地带回海上垃圾，并带领渔嫂们做起港口的垃圾接应工作。她告诉中外对话，全镇105条渔船中，参与垃圾回收的渔船从最初的16条增长至现在的44条。渔船产生的生活垃圾主要是干电池和塑料瓶。据胡松素估算，不考虑刮风下雨，每年镇子上的渔船要消耗1号电池3到4万节。过去，这些电池往往就被随手丢进了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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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渔民都说，现在（打鱼）是在垃圾里捡鱼。”胡松素告诉中外对话，一网抛下去，往往捞上来的有塑料、木板、钢丝和网衣等垃圾，有时垃圾还会撕破渔网。
“金银渔嫂”的行动，是对政府海上垃圾回收倡导的响应。2020年初，长涂镇所在的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大部分渔船都安装了政府发放的“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两种垃圾桶。而为了节省渔船上有限的空间，金银渔嫂协会就地取材，把回收上来的破旧网衣改成耐用的垃圾网袋来替代垃圾桶。
福建省石狮市祥芝镇也在2020年启动了“垃圾不落海”行动。该行动由民间组织——祥芝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倡导发起，并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如市环保局、镇政府的支持。
该协会创始人蔡加渐夫妇从2014年就自发在海滩上清理垃圾，陆续带动了300多人加入净滩行动。6年后，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大海。据媒体报道，如今协会形成了一整套垃圾接收机制——有志愿者负责在港区接收垃圾，并联系第三方分类转运、无害化处理，有时环卫部门也会参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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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的积极响应者目前还是少数。浙江舟山青年何力是千岛海洋环保公益发展中心的发起人，他在当地多个岛屿调查发现，虽然当地政府声称要实现“垃圾桶全渔业渔船覆盖”，但也止于将两类垃圾桶发到船上，并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来确保渔民按要求分类回收了渔船垃圾。
多位受访者告诉中外对话，渔民出海打鱼非常辛苦，再加上渔船空间狭小，收集垃圾是需要额外耗费精力的事，过去也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因此，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发布多个文件要求渔船垃圾不落海，但目前尚无切实可行的监管措施。
此外，渔船带回固体垃圾相对容易，而液体垃圾如生活废水、含油污水则难得多。祥芝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蔡鹏泽告诉中外对话，祥芝参与“垃圾不落海”行动的渔船目前会回收废油，但并不回收生活污水。事实上，国家标准和渔船法定检验规则并没有要求占中国渔船绝大多数的小型渔船配备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2019年，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展开了针对全国海洋渔港渔船水污染防治现状的调研，发现抽样调查的123艘国内海洋渔船中，只有10.57%的渔船安装了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而且即便在这些渔船当中，有的渔船也几乎从来没有使用过污水处理装置。
研究组还发现，在所调研的11座渔港中，大部分未能配套生活污水的接收或处理设施。调研组认为每年由海洋捕捞渔船产生的生活污水如果不加控制任意排放，将给海洋生态带来巨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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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渔具：致命的垃圾
相比之下，一类特殊的垃圾——废弃渔具——或更易监管。在海洋捕捞过程中，废弃、丢失和丢弃的渔具统称为废弃渔具。废弃渔具不仅会造成海洋塑料污染，还会像幽灵一样长期在海洋中飘荡，导致一些海洋生物被它们缠绕而死，因此也被称为“幽灵渔具”。
有研究认为，全球每年入海的废弃渔具约占海洋垃圾总量的不到 10%。虽然只有不到10%，但其引发的生态和污染后果却极为严重。
目前中国渔民使用的很多渔具生产厂家未知，或由自己装配，每年生产多少渔具，又有多少被丢弃在了大海里，是笔糊涂账。因此，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正在研发一套渔具标识和可追溯系统，
参与该课题的该所助理研究员张禹告诉中外对话，该系统管理下的渔具全程可追溯，投入使用后，有望促进废弃渔具回收。据他描述，未来可能出现的场景是：渔民购买了具有实名制标识的渔具，该渔具与渔船的捕捞许可证相关联；在港口，执法人员通过检查渔具标识就可以看到该渔具的全部登记信息，包括渔具生产厂家、渔具使用者、渔具类型等；到了海上，如果部分定置作业渔具装有卫星定位装置，还可以实时监测其位置；渔具报废时还能通过渔具标识追溯到购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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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很美好，但挑战也很现实。“海洋里光合规的中国渔船就几十万艘，给这些船每年使用的渔具发放标识估算要有1-2亿个，就是这么庞大的数量级。”他说。而且，渔具回收体系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渔民愿意使用。打了标识的合规渔具，生产成本和价格可能会高于未打标识的渔具。张禹说，为了激励渔民使用标识渔具，可能需要政府提供相关激励措施，促进渔具标识制度的顺利落地，达到大幅度降低违禁渔具使用率的目的 。
岸上如何接应？
如果渔民能将海上产生的生活和包括废弃渔具在内的生产垃圾收集上岸，那接下来要面临的一个关键步骤，是岸上该如何接应？
2019年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开展沿海渔港污染防治工作，其核心内容中就包括加强海上垃圾接收与转运的配套设施。
[chinadialogue_factbox title=’1000万’ number=’true’]截至2019年底，中国渔业从业人员人数超千万。[/chinadialogue_factbox]
该通知对进港船舶的生活污水、含油污水、垃圾接收处理设施提供了试行指导和评价标准。按照该通知，福建、浙江等地各级政府也下发了相应的工作要求。例如泉州市丰泽区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时间表：2023年底前，全区二级以上渔港（年卸货量在2万吨以上）全部配置渔业垃圾接收点；2025年底前，实现渔业垃圾接收设施与城市垃圾公共运转处置设施有效衔接，初步建成废旧渔网渔具回收产业链。
如果说前端渔民回收垃圾的挑战在于激发渔民的主动性并实施有效监督，那么后端在岸上处理垃圾的难题则是成本。张禹告诉中外对话，其实一直以来，渔船都有带回废弃渔具的习惯，因为岸上有人回收，比如钢索、绳子、网衣，可以清洗之后再利用，也可以粉碎做回收料。但是目前国内中小作坊的回收方式对环境污染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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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问题是，全世界范围内，如果按照环保的要求来，渔具回收的成本高于普通垃圾的回收。”他说。他认为未来还是需要政府给渔具回收行业以优惠政策，来支撑这个行业的发展。
海上产生的垃圾分两大块，航运和渔业。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零碳和绿色金融资深顾问徐楠告诉中外对话，这两类船只的航程，分别属于航运和渔政部门的管理范围。目前货运船舶废弃物的交投已包含在很多港口服务的范围之内，有责任明确的流程和服务商。而渔业垃圾则因为经营主体规模差异大、人为措施难以避免渔具使用过程中的碎裂散失等原因，管理难度较大。“渔业垃圾最大的麻烦是渔具带来的泡沫，它们要么非常细小，要么体积大、质量轻，散布在渔业区域的海水中，收集难度较大。”她说。
徐楠在调研中发现，海洋塑料的收集和逆向物流成本高于陆上塑料，同时因为较长时间的日晒、浸泡，其材料性能的一些指标会低于陆上废弃塑料制品，因此在再生市场上也并不吃香。徐楠认为，“但海洋塑料的回收再生，对海洋环境和微塑料防治意义重大，应该通过市场创新和机制设计，让海洋塑料体现出一定的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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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保组织“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政策总监李劲松认为，金银渔嫂和祥芝的实践的意义在于意识培养。“因为渔民的生产生活主要集中在无人监管的海上，行政手段难以有效覆盖，事后追责也难以溯源举证，而物质奖励又有可能催生道德风险，并且在物质激励减少或消失后，之前的努力往往难以为继。”他说。
除了“源头减量”、尽可能地带回自己在海上产生的垃圾，有些渔船也在带回从海里打捞上来的垃圾。
2021年海南省“渔船打捞垃圾” 昌化渔港试点启动。该试点鼓励渔民在捕鱼的同时，将打捞到渔网中的塑料垃圾带回港口处理。该项目由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牵头负责，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
“通过这样的意识倡导和实践行动，让渔民参与到垃圾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强化渔民与海洋环境质量息息相关的利益捆绑，后续比较大的潜在价值可能是在于对某些特定垃圾产生量的减少上，比如幽灵网具”。李劲松说，“幽灵网具绝对量不大，但对生态的影响是巨大和长期持续的，它的产生和问题的解决是最有可能通过渔民行为的改进来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