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中国浙江临海市，12头搁浅瓜头鲸的救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救助，仅海洋馆技术人员就来了40位；征用了一个海洋馆、一个滨海公园和一个海产品公司的养殖池，来暂养救助的瓜头鲸。各大媒体也密切跟踪了救助全过程。其中，一头状态欠佳暂养于水产养殖场的瓜头鲸，需要海洋馆技术人员轮番下水托举以免窒息，但不幸仍在近20天的救助后死亡。。
所幸，最终有6头得以成功放生。用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院副研究员张培君的话说，这 “实属不易”，因为瓜头鲸这样的深潜鲸类搁浅后获救成功率很低。新西兰民间动物保护组织约拿项目（Project Jonah）负责人达伦·格洛弗（Daren Grover）判断，如果没有救援，即便是健康的瓜头鲸个体，也很可能在离开水后6-7小时死亡。
搁浅并不罕见
鲸豚及海豹等搁浅，是全世界各地海岸都常见的现象。据英国伦敦动物学会专家罗伯·迪维尔（Rob Deaville）介绍，英国每年记录的鲸豚搁浅达上千次；而美国2017年有5764例海洋哺乳动物搁浅，其中有超过四千例是海豹等鳍足类。海里有鲸豚就会有搁浅，迪威尔说，如果完全没有搁浅，才更让人担忧，”那说明它们从海里消失了”。
《中国鲸类》一书记录中国水域鲸类共计37种，以东海和南海居多，因此虽然不及英美等国频繁，但搁浅在中国也并不少见。在2009年到2012年三年期间，仅鲸豚专家郑锐强在珠江口解剖的因搁浅、受伤等死亡的鲸豚类，就有60头。
动物搁浅说明什么？
年老、受伤、追逐食物、被地形迷惑、受船舶信号干扰等都可能导致鲸豚搁浅。了解动物的搁浅原因，可以帮助人类感知海洋环境的状况。迪维尔专门从事搁浅原因的调查。他指出，从对死亡的搁浅动物的解剖结果来看，只有大约四成可以判断出明确的搁浅原因，其中自然原因和人为影响——兼补、撞击和螺旋桨伤害等——各占一半，而超过一半的搁浅动物，其直接搁浅原因难以查明。
截至目前中国尚没有全国系统的鲸豚或其他海洋野生动物搁浅统计报告，因此整体搁浅状况并不明确。2015年发表在《海洋政策》（Marine Policy）的一篇论文，记录了2000年到2006年间发生在中国海域涉及海洋哺乳动物的97起搁浅、66起兼捕和30起受伤事件。其中福建和浙江沿海是搁浅事件的高发区。作者同时指出，缺乏系统的记录和数据收集体系严重影响了数据的可分析性和可比较性，呼吁建立全国性的鲸豚搁浅报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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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担任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科学总监的郑锐强认为，一个相对完整系统的统计分析，可以明确搁浅主要发生在哪里，主要由什么原因导致的，一来可以有针对性地加强附近的救助力量建设；二来也可以积极排除导致搁浅的人为因素。迪维尔就提及，英国对搁浅死亡原因研究发现双拖网对鲸豚的威胁，从而禁止了英国沿海海域的双拖网作业。他还指出，气候变化对改变搁浅海洋生物的区域分布就有很强的相关性。
搁浅鲸豚的困境
事实上，大部分搁浅的动物都将面临死亡。巴西伊塔亚伊河谷大学(UNIVALI)的教师安德雷·席尔瓦·巴列托博士（Andre Silva Barreto）从2015年开始系统收集多片海滩的搁浅事件信息，他指出，在超过7000桩搁浅事件中，仅有约一成的动物可以活着返回海洋。
与其它海洋生物相比，鲸豚类动物可以直接呼吸空气，因而可以相对长时间脱离海洋存活，为自己赢得了宝贵的营救时间。但这些平常游弋深海的家伙，特别是体型庞大的鲸类，一旦搁浅，巨大的重量可能压坏他们的脏器，活下来的可能性还是很低。
“和比较习惯近岸水域的虎鲸不同，（瓜头鲸）来到靠近岸边的区域就已经是一个问题，”约拿项目的负责人格洛弗说，”我们希望我们（救助时）有足够的人手，希望这些搁浅的家伙身体健壮只是不小心拐错了弯。但是通常它们可能有别的原因才搁浅，而且，我们可能刚好设备不合适，人不够多，或者错过了救助时机。”
搁浅的鲸豚往往处于痛苦之中。格洛弗表示，当发现鲸类集体搁浅时，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尽快把它们送回海中，而是通过泼水和覆盖等手段进行降温和补充体表水分，直到把它们送回水中的最佳时机到来。如果在夏天搁浅，这些鲸类面临的是30度以上的高温，很快就会因为过热而死亡。高温是搁浅鲸豚最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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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成本则是另一个问题。活体搁浅动物，有时只需要被送回海里，有时则需要治疗，后者的救助成本陡然增加。拥有专业设备和人员的救助中心，建设成本不低。除开有救治中心的海洋馆，目前中国还在北京、海南、广东等地区建立了专业水生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可以收容走私、受伤动物，但是这些机构覆盖地域有限，救助能力和经费也有限。
实际上，在有效的救助时间内，人类救助能力也是有限的，部分国家也会适时对难以救治的动物实施安乐死，以减轻它们的痛苦。澳大利亚鲸豚救助和研究组织副主席朱尔斯·法尔维尔（Jools Farrell）提醒参与救助的志愿者，保持情绪稳定是执行救助最大的挑战，一定不要低估救助行动对自身情绪的影响。”目睹动物受苦本身也是一种痛苦，”她表示。”我们是志愿者，我们做这件事是出自对海洋动物的热爱。我们需要控制自己的情感，因为最糟糕的就是，我们自己在搁浅限场承受不住压力而崩溃。”
民间力量参与的救助机制
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搁浅海洋动物的救助体系由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组成。
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水生野生动物分会（”水野分会”）理事王亚民介绍，中国农业部渔业渔政系统是水生野生动物保护主管机构。2010年，中国农业部正式发起成立中国海洋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救助网络，成员由渔业渔政部门、自然保护区、海洋馆等机构组成。参与山东海洋馆资质评估的王亚民介绍，全国救助网络从2002年就开始筹划，只有经过省级渔政部门审批授权的海洋馆才可以参与救助；而水野分会负责各成员机构的联络，负责搁浅数据统计。
在长达1.8万公里的海岸线上，搁浅鲸豚的救助力量实际上远超上述范围。一位不愿具名的鲸类保育工作者告诉中外对话，在海南省，鲸豚救助网络里有鲸类科研工作者，也有志愿者，边防工作人员，甚至休闲渔船经营者；而福建则主要靠边防官兵，渔政参与指挥。
“目前主要靠志愿者和边防官兵来操作，科研人员给予救助指导，尚未有专门的的救助团队，”上述保育工作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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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的、专业的救助队伍，在王亚民看来是有必要的。不同搁浅动物救助需要掌握专门知识技能、专门的检查设备，在当前的救助中体现得并不明显，因此，他认为当前的救助有点”缺乏专业性，很多时候搞不清（救助成败）原因。”不过他也承认，专业队伍的建设需要资金和时间。
在拥有成熟救助网络的国家，民间组织也是重要的专业救助力量。英国的活体搁浅动物，主要有3个民间专业救助网络参与救助；在新西兰，主要的救助由与政府合作的民间组织及其网络约拿项目执行；而在比中国大陆岸线还长十分之一的美国海岸线上，则主要由科研机构、民间志愿组织等超过100个机构组成的搁浅救助网络，参与对活体搁浅和死亡个体搁浅的响应。这些救助网络，多以经过培训的业余成员为主，也配备了一定数量的兽医或科研人员。
对于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参与救援，郑锐强认为，专业人员应该第一步介入，因为救治野生动物，民众本身也会面临风险：动物可能携带传染病病毒，寄生虫；并且，救助失败，救助者还可能面临法律风险。”因为这些（鲸豚类）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是可能追究责任的”，他说，对于民间组织甚至商业机构参与救助，现在法律上尚没有明确救助合法性，以及最重要的”免责说明”。他认为，首先要通过法律给他们救助失败”免责”。
社会资金的调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当前中国渔政系统有一定救助经费，部分海洋馆的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可以支持他们参与到救助，而国际上更常见的，则是社会资金支持专业民间组织从事救助。正如王亚民所说，活体搁浅动物的救助本身是和经济能力挂钩的。中国有部分民间组织目前正努力建设成为专业的救助中心，也同样寄望于民间的公益资金。
不过，在做这些之前，郑锐强最关心的是如何利用现在发达的资讯技术，提升中国救助网络的连通性和救助成效。而一个能够协同各救助力量参与、以及汇集统计数据的在线平台，是马上就可以做的。郑锐强正在筹划建设这样一个平台，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