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气候保护和海洋保护同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两个议题之间的关联也逐渐在相关国际进程中得到重视。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的高级别会议上,不少国家把自己的海洋行动列为气候行动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海洋保护区的设立。也有国家把蓝色经济和沿海气候适应工作纳入自己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中。
《格拉斯哥气候协议》（Glasgow Climate Pact）“邀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各工作计划和机构考虑如何在其现有的任务和工作计划中融入和加强基于海洋的行动”，这标志着海洋问题首次被正式纳入到联合国的气候变化进程中。
不过，海洋问题和气候问题的密切关联，并不是如今才得到关注。一些海洋管理组织早已开始在海洋政策中纳入对气候变化的考量。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就是其中的领先者。
威胁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气候变化
CCAMLR作为《南极条约》的一部分，是1982年成立的国际组织，主要通过渔业管理的措施来实现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这些资源包括于“南纬60度以南和该纬度与构成南极海洋生态系统一部分的南极幅合带之间区域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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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MLR工作都遵照1980年制定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CAMLR公约》）展开。在《CAMLR公约》的第二条第三款的养护工作原则中，就明确提出，养护工作”要防止在近二三十年内南极海洋生态系统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或减少这种变化的风险“，也就是说不仅要避免因果关系明确的威胁，还要控制未来的不确定的风险，而气候变化无疑是南大洋的生态系统所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
气候变化可能会影响生物资源物种个体大小变化，物种产量变化（丰度升高或降低、产卵率、病害）和物种资源分布变化（例如向温度适合的水区移动、竞争或捕猎关系物种移动导致的被迫移动）。
这些变化在南极海域的两种主要渔业资源—南极磷虾和犬牙鱼—身上目前体现得尚不明显，但研究表明它们将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而加剧。
2013年，澳大利亚南极局的科学家利用实验室条件研究了海洋酸化对磷虾卵孵化率的潜在影响，发现二氧化碳分压在1750微大气压左右时，孵化率急剧下降（基于模型预测的海水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以分压pCO2表示，并以µatm为单位进行测量）。基于这一观察，研究预测在照常情景下到2100年磷虾的孵化成功率将减少20%。这将对磷虾的种群数量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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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南极两种犬牙鱼之一的“南极犬牙鱼”面临更大风险。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200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海洋温和变暖的情况下，预测南极犬牙鱼的分布范围将随着冰架后退收缩。在极端的气候变化情景下，南极犬牙鱼的分布范围将变得非常有限，面临在几十年内灭绝的风险。
将气候讨论纳入南极海洋保护政策
基于这样的背景，CCAMLR中气候变化相关的讨论开始得较早，并从起初关注相关的科学研究，逐步向将气候变化整合进决策框架的方向演进。由于CCAMLR所有的政策都是先由其科学委员会（SC-CCAMLR）讨论并确定其科学基础，再交由CCAMLR委员会决策，这种演进体现在三个递进的层面。
第一层是议程设置。最早的讨论，应该始于2000年。这一年，CCAMLR注意到，科学团体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有一份涉及南极陆地和淡水生态系统气候变化敏感性的研究，可能与CCAMLR的生态监测项目（CEMP）有关，因此在与SCAR的合作中提出并讨论，这给了两个项目相互促进的可能。到了2005年，CCAMLR的科学委员会开始在其每年的科学会议中，就必要的气候问题进行讨论；两年后，气候议题就变成了CCAMLR科学委员会每年需要专门讨论的议题。2015年，气候变化成为CCAMLR的独立议程，成为了决策和政策制定的一部分。
伴随气候议题在CCAMLR讨论中的角色加码，一些具体养护措施中开始融合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这是第二层面的变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保护区的建立和鳞虾资源管理中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考量。
保护区的设立，一方面可提高生态系统在气候变化压力面前的适应力和恢复力；另一方面，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也可以作为参照区供科学研究。2011年，罗斯海保护区和东南极保护区提案中的目标都包括发挥其作为气候变化研究的参照区功能。2016年罗斯海保护区获得通过，成为世界最大的海洋保护区。目前谈判中的威德尔海保护区提案和西南极半岛海洋保护区提案都非常明确把增强适应力和科研参照的功能纳入了保护区的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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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南极冰架区域也得到了特别关注。2012英国提出了在崩塌中的南极半岛拉森冰架海区建立保护区的提案，最终在2017年谈成了养护措施（CM 24-04）对这些区域进行保护。
另一个例子是磷虾的反馈式管理。2013年CCAMLR科学委员会主席提出建议，“在2014年向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反馈管理这一复杂问题的、简短的针对性介绍，包括气候变化方面的考虑。” 反馈式管理 (FBM)是根据生态系统状态信息来主动调整捕捞水平的渔业管理机制。理论上，如果生态系统的指标可以证明磷虾种群及其食物链上下游物种状态良好，可以提升根据历史捕捞量确定的磷虾捕捞限额。而未来增强这种基于生态监测数据、动态调整捕捞量的机制，将会涉及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考虑。
这一系列CCAMLR委员会议程架构和工作内容的变化，逐渐推进到了第三个层面，即决策机制的改进。
2014年南极洲和南大洋联盟（ASOC）作为CCAMLR的观察员组织，建议在每个CCAMLR文件和渔业报告上要尽可能声明气候变化的相关影响，以此为讨论和谈判提供充分的关于气候变化的信息，虽然多数国家支持此提案，但因未能协商一致而未获通过。2015年，在当年南极条约环境保护委员会（CEP）讨论的带动下，挪威和英国再次提交了关于“气候变化声明”的提案，经过多年的年会间线上讨论（ICG）的沟通，在2018年形成了《气候变化响应工作计划》（CCRWP，简称《工作计划》）。
《工作计划》希望为CCAMLR建立一个稳定的机制，以促进工作中与气候有关的信息和建议的生产、交付和使用。具体要处理的问题包括，进行结构改革和对话以加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考虑，应对气候变化对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和相关可持续利用的影响，以及保护因气候变化而面临风险的海洋生境、海洋物种，和减少非本地物种引进和建立的可能性。
待解问题
CCAMLR的气候讨论之所以能够先行一步，离不开一些推动力量的支持。CCAMLR是南极条约体系的一部分，一年一度的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作为南极地区管理的重要机制，其气候变化讨论对CCAMLR有一定的带动作用。此外，民间环保组织是气候变化讨论的推动者，而英国、澳大利亚和挪威等国则是成员国中比较愿意在正式进程中推进相关讨论的国家。
气候变化到底应当仅被作为一个科学问题供决策参考、还是应该在所有相关决定中都系统考虑气候变化因素？考虑气候变化是否需要一个综合框架、还是在制订具体措施的时候一事一议？是否会给渔业带来诸如配额减少或提升配额难度增大等额外负担？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恰当回应。
在目前气候变化和海洋“相互主流化”的推动中，上述三个“灵魂之问”可能是所有涉海行业政策都需要面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