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1年开始的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行动，让中国不断增长的水产养殖有了更绿色的可能。
据农业农村部信息，在2021年参与使用配合饲料的养殖试验基地，幼杂鱼的替代率平均达到了77%，在大口黑鲈的养殖中甚至高达94%。专家认为，通过饲料替代，个别鱼类单位产出消耗的幼杂鱼资源相比常规养殖可以减少一半。
幼杂鱼，是渔获物中因个体小、价值低而无法直接食用或用于食品加工的那部分，主要用作鱼粉鱼油加工或是直接投喂给养殖鱼类。在这些渔获物中，各种经济鱼类的幼鱼常常占着不小的比例，既透支了鱼类资源，也破坏了海洋食物链基础和生态系统稳定性。
过去十多年，中国关于在水产养殖中减少幼杂鱼的呼吁和行动在增加。此次农业部首次统一部署的配合饲料替代试验和推广，主要纳入大黄鱼、花鲈、大口黑鲈等幼杂鱼使用较高的品种养殖。这些鱼类目前在投饵养殖总量中占比不大，但增加同样的体重所消耗的蛋白质远高于一般鱼类。配合饲料，既能够通过添加植物原材料减少渔业资源使用，也可以用更少投入养出更多的鱼。不过，更长久来看，持续减少源于幼杂鱼的鱼粉鱼油使用，才是养护海洋渔业资源终极方案。
养殖驱动的幼杂鱼捕捞
幼杂鱼最初并不是捕捞目标，它们是“兼捕”，或是被视为没有经济价值的“垃圾鱼”。自上世纪80年代全球水产养殖业起飞开始，这些渔获及由其加工的鱼粉鱼油开始大量用于养殖，“然后就有了需求，对鱼粉鱼油的巨大需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渔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拉希德·苏马里亚（Rashid Sumalia）教授告诉中外对话，“我们甚至千里迢迢专门去捞这些鱼，因为有了市场。”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20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报告，经过了1994年3000万吨的高峰之后，2018年全球用于鱼粉鱼油加工的鱼类为1800万吨，另有数百万吨用于水产养殖、畜牧和毛皮动物等的直接投喂。
中国养殖业的兴起，要到90年代中后期。1998年的FAO报告曾提及，在人口众多的亚洲地区，捕捞渔获未消费和用于水产养殖的情况很少。但以中国、越南为代表的亚洲水产养殖业很快腾飞，目前贡献了全球近九成水产养殖产出。2020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三倍于1998年，占到世界总产量的六成。
虽然中国有大量的养殖品类并不需要投饵或投饵很少，但为了养活产出占比近半的投饵鱼类和甲壳类，仅中国海域就要提供数百万吨幼杂鱼。中国目前还没有对幼杂鱼捕捞量以及直接投喂量的统计。一份针对中国幼杂鱼捕捞的研究通过调研计算得出，2016年中国饲料级鱼的捕捞量为460万吨，占当年中国有统计的海洋渔业捕捞总量的35%，并主要用于直接投喂。
“国家肯定认识到这是个问题，” 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ASC）中国区经理方清说，一些生态危害较大的渔具在中国禁而不止，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捕捞上来的幼杂鱼始终有市场。2018年后，中国有了政策限制15种经济鱼类捕捞尺寸，并规定幼杂鱼捕捞占比到2020年下降至20%。
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根据英属哥伦比亚大学2017年的一份研究，包括美国、挪威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有幼杂鱼投喂的习惯，不过在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期间，亚洲地区幼杂鱼直接投喂比例上升最明显，占上岸渔获物总量的比例最高。
替换幼杂鱼
2019年初，中国农业农村部提出要推动中国水产养殖绿色发展，并提及要用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到2021年4月，多个省份在更具体的行动计划下启动配合饲料替代试点。
配合饲料，就是混合了鱼粉鱼油以及小麦粉、豆粕、植物油等陆地原材料的加工饲料。根据养殖鱼类及其生活阶段不同，添加的鱼粉鱼油比例可能不同。据方清介绍，大黄鱼这样的肉食鱼类在生命周期中的特定阶段需要摄食的肉类蛋白就极多，对特定营养素有需求且相应的生长、生理反应也很复杂，因此对配合饲料研发的要求也更高。
水产行业用“鱼进鱼出比”（FIFO）来量化海洋原材料在水产养殖中的效率，比值越小，单位产出消耗的海洋原材料越少。一份发布于2020年的研究显示，由于配合饲料的使用和鱼粉鱼油的配比下降，三文鱼和鳟鱼养殖目前可以实现FIFO接近1，即增重一斤，只需要消耗一斤的海洋渔业原材料——而若全部喂食幼杂鱼，它们的FIFO将与大黄鱼相当。根据上海海洋大学讲师张文博博士等人的研究，当前中国大黄鱼常规养殖的FIFO仍然超过6，这主要因为对渔民而言，幼杂鱼直接投喂的养殖效益仍然是相比较高的。方清告诉中外对话，大黄鱼养殖中直接投喂的幼杂鱼很多没被吃掉，浪费了，然后沉积到海底或者分解成为污染源；这些幼杂鱼的腐败物质也加剧了养殖区域内的微生物和病害风险。
推广配合饲料替代，有助于降低水产养殖的FIFO值。这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减少幼杂鱼的使用，二是提高饵料的转化率。
浙江在这两方面都走在前列。自2016年开始通过在禁渔期关停鱼粉厂、限制幼杂鱼捕捞占比，并结合配合饲料使用，浙江在“十三五”期间共在逾71万亩养殖区内减少幼杂鱼使用83.5万吨。 “浙江大口黑鲈养殖之前是幼杂鱼投喂为主，这两年基本都改成饲料了。”张文博说，按照他的估算，浙江大口黑鲈养殖的FIFO能减少到1.5。这个数据，比他此前参与估算的2016年大口黑鲈的FIFO全国平均水平降低了一半还多。
限制、减少幼杂鱼利用在中国并不容易。中国是多鱼种捕捞，渔具多样渔船众多，而且在基层缺乏对渔船和渔民有约束力的行业自律组织，管理相对困难。浙江的成绩也要归功于出台严格的地方规定。“没有任何一个成熟的经验，可供中国借鉴。”方清说。除了立法强化幼杂鱼捕捞监督，他也建议提升更合鱼类口味的饲料研发，以及在市场端区分用饲料和幼杂鱼投喂的产品以引导消费者。
提高海洋原料使用效率
配合饲料的使用并不是终点。至少在目前，鱼粉鱼油在饲料中仍然必不可少。全球鱼粉鱼油的供应在2000年以来下降至相对稳定水平，而水产养殖饲料需求却在持续增加，这就要求水产养殖业持续研发鱼粉鱼油添加更少、且转化率有保障的饲料。
计划大幅提升三文鱼养殖产量的挪威，虑及鱼粉鱼油以及植物原料供应的变数，就在研究如何从海洋中层鱼类、海洋藻类、养殖昆虫等渠道满足养殖鱼类的营养需求，以保障饲料转化率。更彻底的方案，是完全不添加鱼粉的素鱼饲料的研发，当然目前这只适用于少数鱼类。
“大宗饲料原料中价格最高的成分就是鱼粉。只要鱼粉配比能够降低，就是降低成本的最好方式。”张文博针对中国养殖业的现状指出，鱼粉一吨一万左右人民币，其他麦麸、豆粕等则是从一两千到三四千不等。“影响饲料转化率的还有养殖模式，饲料配方优化，遗传育种，即选育更适合投喂配合饲料养殖的品种”，他说。这些方面中国的技术和研发没有养殖品类单一的挪威等国那么集中，但是近年也在持续推进，并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了相应的发展目标。
中国提升鱼粉鱼油的利用率，对均衡世界鱼粉需求及幼鱼资源养护也有帮助。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鱼粉消费国，其中水产养殖业鱼粉需求占大头，其次是生猪养殖。不过中国每年自产鱼粉只40-70万吨左右，远不能满足需求。2017年以来鱼粉进口量维持在140万吨左右，2021年猛增至182万吨，有专家认为和当年国内生猪养殖恢复有关，增量主要来自美洲、亚洲国家。张文博介绍，中国进口的鱼粉主要产自专用于生产鱼粉鱼油的饵料鱼（forage fish），秘鲁是最主要进口国，幼杂鱼（trash fish）生产的鱼粉较少。“近年从越南、泰国进口的副产品加工鱼粉也在增加。”他说。
幼杂鱼捕捞，越少越好
减少幼杂鱼使用，不仅是为了渔业和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为守护已经极为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在中国渤海捕捞的渔船，1959年一网每小时平均可以收获420公斤渔获，1993年是30公斤，1998到2011年间只有8公斤。上述关于中国幼杂鱼捕捞的研究认为，海洋捕捞产量的长期稳定上升，掩盖了生物量下降、海洋渔获物最终用途转变等趋势。
由此导致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损失，则无法用金钱衡量。渔业需要的不只是产量，青岛海研会理事长王松林把这比喻为集邮： “同样集了100张邮票，100张一样的和100张不一样的，票面价值可以一样，但是历史文化价值就差远了。”他说，“渔业发展追求的，是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那个平衡点”。
近年来重视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思路，已经在中国应用。除了积极用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在部分省份已经开始执行的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中，珍稀水生动物保护和幼杂鱼捕捞比例限制已经成为补贴发放的考核标准之一。
不只中国，幼鱼保护对于全球海洋生态系统来说都至关重要。“如果从经济和生态成本来看，你不会想要捞这些鱼。整个社会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苏马里亚说，不过毕竟有人还要靠它们生活，“我能告诉你的就是我们需要减少幼杂鱼捕捞，越少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