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岸120海里的黄海海域，一把八边形黄色大伞倒置于茫茫海面。这不是什么新式的石油钻井平台，而是中国第一个三文鱼深远海养殖基地——“深蓝一号”。
海面以下，这个全周180米的巨大八边形，每个角都连接着30米长（远超于10层楼高）的黄色钢柱，并由黑色网衣合围， 组成了约5万立方米的桁架式网箱，可容纳30万尾三文鱼同时在此游弋。待到收鱼时节，将是近1500吨的渔获。
事实上，“深蓝一号”只是中国深远海渔业养殖大餐桌上的一道开胃小菜。两倍于“深蓝一号”的“国信一号”养殖工船， 能带着300余万尾大黄鱼苗在黄海到南海的广袤海域中，躲避台风、赤潮，寻着22-26摄氏度的适宜海温，安心成长。这座近4个足球场大小的工厂式养鱼“航母”分成 15 个养殖仓，总体积近9万立方米，它以4-6倍于传统网箱的养殖密度，贡献着3700吨的年产量。
随着初期项目的试验成功，复制升级版的“国信二号”和“国信三号” 预计于2024年3月份交付使用。
中国正在积极发展不同形式的深远海养殖。据农村农业部6月发布数据显示，沿海省份已建成重力式网箱2万余口、桁架类网箱40个、养殖工船4艘。而截至目前，中国有深远海养殖水体近4400万立方米，产量40万吨——占全国海水鱼养殖产量的20%以上。
农村农业部称，“力争再用5年的时间，全国新增深远海养殖规模1600万立方米，总规模达6000万立方米以上，实现深远海养殖年产量60万吨以上，提供25%以上的海水养殖鱼类产品。”
以大著称的深远海养殖
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如何定义“深远海养殖”的？
中国国家海水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关长涛在公开演讲中解释道，深远海大型智能化养殖渔场为：1）离大陆岸线10千米以外，处于开放或半开放海域；2）低潮位水深不小于20米，重力式网箱水深则不小于15米；3）具备规模化的养殖设施，单个渔场总养殖水体不小于1万立方米；4）具有机械化作业、自动化投喂、智能化控制和信息化管理等功能；5）具备养殖环境监测、养殖废弃物收集等有效的环保措施。
制图: Ricardo Macía Lalinde / 中外对话海洋
中国农业农村部等八部门于今年6月联合发表的《关于加快推进深远海养殖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里，深远海养殖的定义，更多是在强调大型“养殖设备”： 以重力式网箱、桁架类网箱及养殖平台、养殖工船等大型渔业装备为主体，以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装备技术为支撑，在深远海进行规模化高效水产养殖的方式。
通过大规模的养殖设置来降低成本，是深远海养殖的明显特点。深远海养殖基地处于远离陆地补给的偏远水域，在养殖所需的饲料运输、能源补给以及渔获运输等方面成本高昂，所以增大产能，集中养殖的方式更能降低成本。
中国工程院院士林鸣也在论文中解释，单个网箱养殖水体越大，单位养殖水体网箱的造价越低、性价比越高。另外，大尺度能形成更接近野生的鱼类生长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养殖出高品质鱼类。中国渔业机械研究所副研究员崔铭超把“国信一号”的设计思路简单解释为“大产能均摊成本”。
养殖鱼种选择上，专家也同样建议选“大”。关长涛科学家提到，深远海养殖设施大型化、单箱产量高、集中捕捞上市，因此，一定要保证成鱼销售有市场，希望业界能形成“5+N”发展格局共识，即以大黄鱼、金鲳、石斑鱼、海鲈、鲆鳎五大类为主导（5个当家品种），军曹鱼、鮸鱼、鲷鱼、鰤鱼等多种鱼类共同发展的格局。
由于深远海养殖鱼类还属于试验阶段，成功收鱼并进入市场流通环节的数量很有限，暂难衡量市场反馈。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渔业媒体人对中外对话表示，目前来看，深远海养殖鱼类相比于野生捕捞鱼，产量稳定，模式更可持续；而与近岸养殖鱼相比，由于水质上的明显区别，深远海养殖鱼品质更优。
而价格方面，深远海养殖水产品基本处于中上水平。以三文鱼为例，国内深远海养殖产品在新鲜度和价格上都会比进口产品更有优势。“国信一号”副总工程师赵晓霞在采访中表示，对标高品质大黄鱼的“国信一号”，目前，价格为近岸普通养殖鱼一倍左右。但类野生的品质，相较于动辄上千的野生大黄鱼，优势明显。随着升级迭代和行业发展，更多吃得起的好鱼有望进入市场。
可持续蓝色转型的紧迫性
水产品富含微量元素和高质量蛋白，是越来越受欢迎的可持续健康膳食选择。随着全球人口和收入的增加，水产品的消费将继续增长。报告显示，当今全球水产品食物消费总量是60年前的五倍以上。
过度的海洋捕捞以满足水产品需求一直备受诟病。近些年，受益于可持续渔业的推广，捕捞业开始呈现良性发展。不过，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2022》的评估结果表明，2019年，处于生物可持续水平的鱼类种群占比下降至64.6%；这意味着过度捕捞的现象依然存在，不仅影响着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运作，也威胁着渔业产量。
过度依赖近岸养殖生产也存在问题。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生产国和加工国，养殖渔场延海岸线星罗棋布。而曾经落后粗放的养殖方式，给中国近岸带来尾大不掉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养殖废水直排、排泄物局部富集、渔业药物特别是抗生素的不可控等，都是沿海红树林退化和赤潮频发的帮凶。研究也印证，中国赤潮的发生率正与对虾养殖产业呈正相关。
幸运的是，近年来绿色发展的整体步调为近岸生态松松了绑。2016年，农业农村部曾要求各地依法划定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允许养殖区，以合理布局水产养殖生产。 据媒体公开报道，单2018年一年，中国拆除30万个近岸网箱和240万亩养殖场，相当于16万公顷的养殖面积。而作为中国渔业第一大省的广东省，则采用“近退远拓、疏近用远、生态发展”的发展要求，致力于有序疏退10米等深线以浅的“近海”养殖空间，显示着疏解近岸养殖渔业的决心。
此外，气候变化给近岸养殖和淡水养殖所带来的环境风险正变得越来高。联合国粮农组织的2022年渔业报告发现，中国的淡水水产养殖在气候变化影响下，将更加的脆弱。事实上，中国的近岸养殖行业，几乎每两三年就会遭受一次由台风引起的猛烈打击。而台风的频率还在增加。
按照联合国营养小组的建议，适度消费并不一定会增加生产活动的负面环境影响。联合国粮农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WWF等机构都不约而同的鼓励海洋渔业养殖，并将此作为是粮食问题和可持续蓝色经济的解决方案之一。
来自学界的研究成果，也增强着对海洋渔业养殖的信心。2019年的一项研究，通过分析巴拿马海岸网箱附近收集水样发现，如果位置适当，近海养殖场可以产生相对较小的污染足迹。还有研究发现，三文鱼养殖的饲料转化率和碳排放量均远低于猪、牛等其他蛋白产品， 略高于鸡肉。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博士瑞贝卡·金特里的一项研究显示，海水养殖场或周边海域经常会聚集各类海洋生物。这或将助益局部生态恢复。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将目光投向水质更加纯净的辽阔海域，开始深远海养殖探索。随着船机装备技术的成熟和高科技的应用，深远海养殖期望模拟类野生环境，精准高效地生产“蓝色”粮食。
根据上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的海水养殖总产量已远超海洋捕捞渔业，就改善野生鱼类种群数量来说，这是可喜的成就。而今年6月，上述《意见》的发布，也被业界视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政策依据。业界猜测，这或将促进以设施渔业为代表的新一波中国养殖浪潮的到来。
海洋生态争议
虽然有业内专家对深远海养殖渔业发展的生态正效应赞不绝口，但质疑的声音也一直存在。他们认为此类水产养殖系统只是将相同的负面影响移到了视线之外，还增加了对环境的其他影响，包括為管理离岸更远的设施所增加的碳足迹。
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此前就发文，表示对养殖工船高碳、高能耗、高成本养殖模式的顾虑。以“国信一号”为例，养殖工船要从几十米的海水中取水，一天24小时不间断换水16次，这一切要靠传统的柴油发电驱动，不仅昂贵、补给困难，而且还会产生废气、废水、噪声等污染。
而“深蓝一号”在对生态影响方面同样备受争议。
“深蓝一号”桁架式网箱项目布局的黄海中部，由于海底地势特殊，海水温度会低于周边海域，底层海水温度常年保持在12℃以下，特别适合鲑鳟类高附加值冷水鱼种的生存。这块接近一个山东省陆域面积的13万平方公里的低温区，被称为“黄海冷水团”。
自2014年起，中国海洋大学董双林教授团队与山东渔业公司万泽丰集团开始携手试验大西洋鲑三文鱼在冷水团区域的本土化的养殖。 据悉，万泽丰集团在实现“深蓝一号”实现收鱼常态化后，又提出了雄心勃勃的12+1计划，即复制升级12个“深蓝一号”并搭配1个海上中央综合管理平台的冷水团区域深远海产业园装备集群。
海洋生态学家、山东省的青岛市海洋生态研究会理事长王松林对此不无担忧。黄海冷水团区域由于底部是海盆，水流稳定，因此水温明显分层，下层温度可常年保持冷水，天然庇佑着一些需要较低水温庇护的冷温带甚至是亚寒带的物种。考虑到黄海冷水团控制海域暂未建立生物多样性和渔业资源保护区，“未保护先利用”，这种方式本就不理想。
此外，该区域的生态条件，也限制着“深蓝一号”此类项目的操作与发展。“深蓝一号”目前的养殖鱼种为由挪威引进的大西洋鲑，是适于生长于13-15摄氏度水域的冷水鱼种。当大批种鱼进入桁架式网箱后，一来搅动了海水，造成了上下水层间的交换和水温上升，偏离大西洋鲑的适宜水温；二来区域内的水流稳定，对渔业污染物的扩散并不友好。
实际养殖过程中，养殖周期也较为有限。黄海冷水团区域冬季水温偏低，种鱼休眠生长缓慢；夏季水温偏高，不适合生长；而底部低温层海水溶氧量有限，若将网箱整体下潜至低温层度夏，又存在团灭风险。据公开报道，此前“深蓝一号”的两次收鱼，都选择了夏季之前，种鱼在网箱内生长期仅为半年左右。
可见，在冷水团海域操作 “深蓝一号”的技术尚未成熟，其公共投资需求高，所造成的长期生态影响也有待进一步评估。
“深蓝一号”项目初期，网箱曾遭鲨鱼咬破而损毁，造成种鱼严重逸散。
对于黄海冷水团海域的开发利用，王松林理事长建议，应通过设立海洋保护区（MPA）、禁止拖区等方式管理好冷水团这一特殊生境，在养护好其支撑的独特生物群落和具有极高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基础上，合理捕捞并谨慎实验生态友好、经济社会效益兼备的远海养殖模式，才是巩固蓝色食物安全供给的适宜选择。
不容忽视的后续风险
深海养殖渔场的逃逸问题，一直以来就备受海内外关注。进入野生环境中的养殖鱼类，将给局部食物链造成混乱。而养殖鱼类多生长快速但环境适应性不强，与野生鱼种杂交会污染野生种群的物种基因，降低后代的存活率，影响遗传多样性。此外，更容易携带疾病的养殖鱼类在出逃过程中，也会传染其他种群。
对挪威养鱼场的一项研究发现，92%的逃逸来自于海上养鱼场。“深蓝一号”项目初期也曾遭遇过风暴摧毁网箱，种鱼严重逸散的情况。由于气象灾害和不正当竞争，作为第二大三文鱼养殖国的智利，也是鲑鳟逃逸大国。为此，今年初智利最新出台法律规定，按逃逸鱼未追回的渔获量罚款，并处一年以上四年以下禁止经营的处罚。同时，养殖方还须资助两年的海洋监测，以确定逃逸的衍生影响。
不同于挪威、智利等国遍布不受海浪侵扰的峡湾，中国的深远海养殖环境受海洋风浪影响较大。事实上，养殖水域安全风险过高，正是造成本应作为发展主力军的养殖企业“不敢养”、对深远海养殖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2014年，海南省因超强台风“威马逊”造成的渔业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7亿。而在气候变化影响下，极端天气的出现将越来越不可控，需要更加谨慎的应对。
记录显示，中国南海近岸的极端性海浪高度能达到16米，这种波浪每100米迎浪面的波浪力达到5万吨，此类灾害性气象海况所造成的破坏力远超想象。以HDPE深水网箱这一中国深远海养殖产业的常见形式为例，中国工程院院士林鸣著文分析，此类网箱在灾害性海况下会产生很大形变，自身结构和锚固系统都会变得不安全，极易造成养殖种鱼受伤死亡或逃逸。
为此，林鸣院士团队提出了在养殖水域附近修筑海上消浪设施的解决方案，以巨型“围墙”来隔离灾害性海况。前期研究结果显示，在消浪设施作用下，16米的波高可以被削减80%-90%，降低到2米左右。日后，此类海上防护基础设施的兴建，或可减低气候为深远海养殖带来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