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各大科技与金融公司仍在经历裁员潮。根据数据平台Layoffs.fyi的数据，2022年，全球仅科技公司裁员人数就达到了16.4万，并在2023年第一季度再次削减了16.6万个职位。在中国，统计数据显示青年失业率进一步升高，于今年4月达到了20%。
而“绿色就业”却迎来了春天。在裁员潮最为汹涌的美国，自去年8月，半年内各公司已经发布了超过10万个绿色职位的招聘信息。而领英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绿色人才在全球劳动力中的比例从2015年的9.6%提高到了2021年的13.3%，增长率高达38.5%。
在中国，政府领导的“社会经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及“双碳”政策引发了“绿色就业风潮”，预计到 2025 年，相关行业的从业者将会达到 100 万人。网络上更是流行起，相关绿色职位月薪可达15万的传言。
根据2023 年更新的国家《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绿色行业包括了节能降碳、环境保护、资源循环利用、清洁能源、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和绿色服务。这当中不少行业都属于新兴行业，在不断创造就业。
另一方面，过去十年来，受政策监管影响，企业和投资者纷纷在公司内部增设置绿色部门，如可持续发展部门或关注环境（Environment）、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和治理（Governance）的ESG部门，这些部门也创造了更多的“绿色职位”。这种潮流也在许多学术机构和媒体中创造了专注绿色话题的岗位。
上述两个维度构成了所谓的“绿色就业”：一是绿色行业的工作机会，二是商业或者行政部门的环境、社会责任相关岗位。
那么，中国“绿色就业”总体情况如何？
政策推动：打头阵的“双碳”就业
绿色职位的走红主要来自于政策推动。根据领英的统计，尽管2017年至 2021年间，中国绿色职位在所有招聘的份额中逐年下降，但在2021年，对绿色技能有要求的职位大幅升高，约占总招聘数量的50%，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这可能和2020年9月中国公开宣布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有关。在“双碳”目标发布后，原本集中于空气和水污染、野生动物保护等问题的绿色行业开始重视气候变化这一问题。
气候行动青年联盟（Climate Action Youth Alliance, 简称CAYA）2022年发布的《“双碳”人才洞察报告》指出，虽然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中国的碳行业已经逐渐起步，但始终处于很初级的阶段，即使2015年里程碑式的《巴黎协定》也对中国碳行业的从业人员影响较小。确立碳中和目标和政府出台的“1+N”政策体系（1个顶层设计文件+多个分领域分行业双碳实施方案），才终于带来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度调整趋势，也由此扩大了绿色人才缺口。目前，“双碳”相关从业者已从此前的约 1 万人增长到了 10 万人左右。2025年预计相关从业人员数量会增长至50—100万人。
《“双碳”人才洞察报告》主要作者智涵祯目前任职于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主要负责碳中和和ESG管理的工作。2018年以前，她在大学本科攻读环境经济专业时，并不清楚未来的就业方向。“碳中和成为热门话题后，很多学弟学妹来找我咨询就业问题”，智涵祯告诉中外对话：“这个行业相对还是比较新，我也走过一些弯路才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所以希望能用一篇报告总结一下’双碳’就业的问题。”
根据该报告的调研结果，“双碳”就业具体包括碳管理、碳排放核算、碳市场交易、碳中和技术四大业务，并涉及能源、工业、建筑、交通、金融等多个行业。其中，从事碳管理咨询的人最多，其次为碳排放核算。121名受调查者中的大多数在咨询机构和甲方企业工作。此外，智涵祯也介绍道，一些综合性的业务也在逐步发展，包括碳中和传播、碳中和相关培训等等。
市场大热：走红的ESG和绿色金融
政策监管日渐完善，市场的热度也随之而来。在企业中，将“双碳”囊括在内的ESG成为了更加热门的话题。ESG是环境、社会和治理的缩写，不仅关注包括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在内的一系列环境问题，还关注企业行为的社会影响，以及公司在机制结构等问题上的治理。随着监管的加强和公众环境社会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设立ESG部门，加强日常运营中的环境社会调查、供应链管理、相关信息披露等，以规避风险、维护品牌形象、提升长期收益。因为与商业和金融相关，ESG近年来成为绿色就业中薪资最为可观的行业之一，也受到许多求职者的青睐。
近期入职联合国机构的杜博闻告诉中外对话，自己的职业发展之路“幸运地踩中了两个行业的风口”：互联网和ESG。学生时代，杜博闻开始关注公益事业，并因此选择修读了人道主义援助的硕士学位。2015年毕业后，他先后在两家大型国际公益组织工作了四年，积攒了在环境保护、减少贫困与饥饿等社会问题方面的经验。在此之后，他带着这些经历进入了字节跳动，开始负责TikTok市场部中跟国际组织合作的工作。“TikTok在大概2020年左右设置了企业社会责任（Co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简称CSR）职能，后来在欧洲和美国也招聘了一些这方面的人才。这背后也存在全球各地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带来的动力。”杜博闻介绍道。
多年以来，除自带“绿色属性”的行业（如新能源公司）以外，多数企业中的“绿色职位”如环境社会责任相关项目，往往被视为无利可图，经常被划入合规部门或者品牌部门。但ESG的走红正在扭转这一现象。根据商道纵横202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A股上市公司中共有1092家发布了2020年度ESG报告，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量的25.3%。由于这些披露报告受到监管部门和公众的关注，编制报告对专业技能和工作量的要求也变得更高，对绿色人才的需求也更大。
只靠人们的善意确实很难推动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杜博闻
企业背后也存在投资者的驱动力。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有130余家投资者签署了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UN supported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简称UN PRI），其中大部分机构于2017年之后签署。经计算，签署PRI的的公募基金管理着中国基金市场超过半数的公募资产。这些投资者承诺在投资决策中纳入ESG考量，并会通过沟通和投票等方式努力推动被投企业的ESG表现提升。智涵祯在聊起ESG经理这一本职工作时提到：“ESG涉及的议题很多，除碳中和这样的气候议题之外，我们还会关注人力资本、公司治理等其他投资人关注的方向。”她介绍道，ESG行业近年来的求职热度也在持续增加，CAYA也会将下一份绿色人才报告重点转向ESG。
“我工作这些年的感受是，只靠人们的善意确实很难推动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让资本参与进来是很好的动向。”杜博闻提及进入绿色产业的投资和投资者对被投企业的管理，“再加上以前政府监管比较松，动力就更加不足了。现在政策逐步完善，又有投资者的激励，企业才越来越有干劲。”
因ESG与绿色金融走红，互联网上一度流传出“ESG经理月薪高达15万”的说法，引得热议。但多名业内人士告诉中外对话，这样的薪资即使存在也应该属于极少数情况。一个ESG职位的薪资水平，主要还是看其所在公司的整体薪资水平。如果本来就是金融业公司设置的职位，薪水自然会比较高。但如果本来只是非金融类企业内部的ESG岗位，薪资也不会超出该企业的一般水平。在脱离金融的“光环”之后，根据《“双碳”人才洞察报告》的调查结果，多数“双碳”从业者的月薪在1-2万元之间，且在地域上集中在以北京为主的一线城市。
女性成为绿色人才主力？
“我有一个观察，不确定是否准确。”杜博闻分享说：“ESG行业的女性从业者比例很高。如果你去参加一些ESG的峰会，可能会发现很多企业的ESG负责人都是女性，包括整个亚太区好像都是这样。”
和他的感受类似，中英双语播客《环境中国》也提出了“可持续圈还是女生多”的观察，并因此开创了一档针对从事可持续工作的青年人系列节目。这档节目的嘉宾包括很多杰出的青年女性，比如在使馆从事气候与绿色金融相关工作的官员，消费品公司的女性可持续经理人，也包括环保机构的女性创始人等。该播客的制作人、北京能源网络的前负责人袁小丹告诉中外对话：“绿色行业是一个很大的范畴，总体来讲我觉得女生占比不小，而且参与度非常的高。”
这一直观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验证。RBC 环球资产管理公司曾经做过一项调研，并发现女性客户推动ESG的可能性是男性的两倍。对此，杜博闻表示，可能是因为ESG本身就包含了对性别平等、多元包容的关注，所以女性也可能更容易对此类工作产生兴趣。
针对更广泛绿色行业的大数据分析结果则更为保守。领英的《绿色技能报告》显示， 2015-2021年间，相比每100名男性，只有62名 女性被认为是绿色人才。虽然男性和女性绿色人才在总人才中的比例均有增加，但男性转入绿色职位的速度比女性更快。不过，该报告也指出，在一半的受访国家（多数位于欧洲）中，性别差距已有所缩小，女性绿色人才的增长速度快于男性绿色人才。
“绿色行业的定义很广，可能在一些研究类的、和生活方式相关的有趣行业中，你会看到更多女性的参与，比如气候变化智库和学术研究，ESG双碳媒体报道，可持续餐厅，二手市集，素食行业等。”袁小丹分享到：“但据我观察，在传统行业的新兴部门中，男性也不少，比如在能源转型的推动下，传统汽车行业新生了电动车部门、传统能源企业设置了可再生能源部门等等。”
参差不齐的新兴行业
政策和市场驱动下应运而生的“可持续热潮“，也带来了更混杂的就业环境。
首先是市场上的鱼龙混杂。 “在2060碳中和的目标提出后，中国掀起了一阵可持续的热潮，尤其是碳减排的热潮。” OATLY中国办公室可持续发展经理杨一帆在《环境中国播客》中分享道：“但我感受到的一个痛点是，虽然有这个热潮，但它背后积累的知识和相关的专业人士依然不足，所以会出现一批洗绿的现象，比如市面上突然出现了各种各样‘零碳’的产品。”中外对话2021年曾经对此类现象做过分析。
杨一帆还指出，这让大家觉得好像实现零碳很容易。“从业者应当先做好专业工作，从而推动消费者明白，自己的选择会如何影响碳排放、这些碳排放又对地球有哪些影响。”
另外是人才供需不匹配问题。《 “双碳”人才洞察报告》的调查结果还显示，不少求职者是因为宏观政策利好而临时决定进入碳行业，将个人发展“押宝”在行业发展上。相比于个人成长和学习的空间，求职者更在意单位或部门的发展前景。智涵祯告诉中外对话：“这些求职者可能没有足够的渠道来了解工作的实际内容，导致最后实际工作和想象的偏差较大。”
企业苦于应聘者技能与知识水平不符合自己的要求，中高级别的人才更是难招。求职者则发现难以获取和理解招聘信息、岗位不符合预期、工作地点过于集中在一线城市等问题。
教育的缺席可能是这背后的一大原因。根据《洞察报告》，近一半的碳行业求职者毕业于环境相关专业。然而，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中专门针对气候变化和碳相关的专业还很少，培训体系也不完善。看似相关的“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等专业，主要关注的依然是水和大气污染物处理，可能很少甚至完全没有设置碳相关的课程。
两会期间，“双碳人才培养”也出现在了政协委员的提案中。提案指出，目前面向双碳发展的高端科技人才依旧稀缺，应该构建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让学生接触“双碳”产业的第一线。
可预见的是，环境、能源甚至是可持续消费相关的“绿色”行业，未来的用人需求将会进一步加大。而填补绿色人才缺口只是一个缩影，这背后是中国教育和劳动力转型的一个重要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