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开始，请允许我列举一下本文论述的几个出发点。
首先，我所掌握的理论和证据全部都明确地指向这样一个论断，即：由人类活动所造成的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排放正在引起明显的全球变暖，并且在将来也会继续引起这一变化。
其次，全球变暖的后果极为严重，无论穷国还是富国都会遭受巨大的危害。它甚至会导致地球上的大片土地变得无法居住。
第三，减少排放的代价是巨大的。
因此，做出减少排放的决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且，这样的决定无论对于穷国还是富国来说，都将带来难题。
第四，尽管代价巨大，但是已经到了决策者们必须下定决心的时候了，而不应该仍然不断重复着“全球变暖不会发生”这种无谓的假设。
无谓的选择
在这里我首先运用一下经济学。
事实表明，我们可以用经济学来集中解释美国在全球变暖上的现行政策。
我认为，美国现行政策就是：联邦政府进行持续的研究，以确定全球变暖的危害程度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当且仅当这项研究获得确切的结论性发现时，决策部门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在这项研究的发现具有确切的结论性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采取恰当的行动来减少我们的排放量，同时参加关于减排的国际条约。
另外一个看起来很无谓的假设——全球变暖正在发生——就是我们政策的基础。如果我们真的把它当作政策基础的话，那么这个假设将会使我们的政策与上文中提到的大不相同：我们现在就会采取积极的措施减少排放，并且加入关于减排的国际条约。
在上述两个无谓的假设中，哪一个将会主导我们的政策呢？这取决于相关的成本、收益以及这两个假设的可能性大小。
如果我们没有对全球变暖进行警戒，但结果它却的的确确地发生了，由此而带来损失将会是无法估计的。更加严重的是，这些损害是无法恢复的。相比之下，如果我们对全球变暖进行了警戒，但结果它却没有发生，或者并非十分严重，由此所带来的损失并不是不可估量的，同时，由于进行戒备而带来的问题也不会特别地大。况且，事实表明发生全球变暖的可能性非常之高，届时将会给地球的大部分地区造成严重的危害。
如果我们把这些经济学上的成本、收益放在一起，并且用未来的可能性来衡量，结果是很清楚的。我们应该毫不动摇地认定：全球变暖正在发生。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无法回避的结论，即：现任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全部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我们必须现在就采取相关措施并且致力于国际合作，进行减排。即使那些仍然对全球变暖是否发生抱有严重怀疑的人们，也应该相信我们必须对其保持警戒。
经济学的解决办法
我要谈的第二点是关于如何抵御全球变暖。
经济学原理给出了一个抵御全球变暖的简单而又自然的办法，这就是提高针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税率。这是一个理想的解决办法，原因很简单：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对地球上的每个人来说都是有害的。对于那些造成危害的人们，就应该征收与其所造成的损失等值的税金，以作为补偿和惩罚。采取这种办法，对于那些只顾排放而不顾其危害的人们来说，他们排放多少，就要交多少税金。而对于那些关注排放所带来的危害的人们来说，他们将会减少排放量，以减少所要支付的税金。这样，只要采取了这样一种税收措施，排放者为了保证其收益，就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其所带来的危害也会随之减少。
这里所提到的经济学道理十分简单直白，恐怕没有哪个经济学家会不同意这个说法。
另外，这个办法也并不是只有经济学家才会提出来的，其他领域的专家们也可能作出完全相同的判断。我们这些经济学家一直认为，价格和税收对人们行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为了减排而制定的税率可能会比较高，但也可能用不着提到极高的程度。
其中的原因在于，我们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价格的变化一直十分敏感。另外，还有许多其它的发电方式，如核能和其他并不生成二氧化碳的方法。
斯蒂芬•楚的观点表明，即使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上述的税收措施，也会给发电方式的向非二氧化碳化的转移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
有了二氧化碳排放税，人们将会采取排量更小、燃烧效率更高的交通方式。只要假以时日，在足够高的排放税的督促下，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节能新发明出现，甚至还有可能出现完全消灭二氧化碳排放的发明。
标准经济学观点还给出了进一步的建议，就是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关于减排技术的研究。然而，这项研究必须得到激励机制的支持，以推动减排技术的进步并且将其付诸实用。这一点十分重要。除非建立起切实的机制以激励对于这种新技术的使用，否则它们不会也不能获得成功。换句话说，你可能会创造出最完美的发明成果，但是如果不鼓动人们去利用的话，它就不可能发挥功效。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二氧化碳排放税或者类似的办法来提供这样一个激励机制。最后，由于能源的利用涉及到从事同一行业的人们所构成的人际网络，新技术的创造就可能需要一些额外的推动，如来自政府的资助和统筹。
因此，可以说，经济学中关于减排所应采取的办法相当简单。实际上，它是如此简单，即使我们将其作为标准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放到小学一年级的课程中，孩子们也能够很容易地掌握它。
但是，事实表明，要想让人们去遵守这些经济学原理，却实在是非常地困难。我曾经从来自国会的第一手资料中看到了这一点。资料是由我夫人提供的，她在1997-1999年间担任国会经济委员会首席顾问。她的工作就是提供对克林顿政府的经济学分析，以解释国会为什么应该支持《京都议定书》。国会成员不愿意让美国参加《京都议定书》，因为他们觉得与所获得的收益相比，参加这个条约所要付出的成本太大了。简而言之，他们担心，如果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进行减排，随之而来的价格上涨将会导致选民的流失。
政策的道德基础
如果进行一下回顾，我认为政府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税的观点无论在思路上还是在考虑层面上都是错误的。
克林顿政府把它的观点限制在“成本”和“收益”的框框里，但恰恰相反，全球变暖应该被放在道德的范畴中来考虑，同时这也是达成国际公约的立足点。关于这一点的道德论相当容易理解：如果一个人对全球变暖袖手旁观，地球的气候就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对后代子孙造成巨大的危害。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全球变暖的原因。因此无论对于任何国家、任何企业以及任何个人来说，如果其排放量超出了应有份额而加大了这个危害的话，就是不道德的。这和偷东西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排放出了比应有份额更多的二氧化碳，我们就逾越了属于我们的权利。这就像偷偷溜进邻居的房子又偷吃了他们的晚餐，我们对此应该感到同样的羞耻。
我们是否应该减排，并不是一个成本与收益的问题，更不应该是一个关于“我们”的成本与“我们”的收益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对与错的问题。
中国的机遇
我想给中国代表提一个建议，是关于他们对全球变暖应采取的观点。
我认为中国不应该一直盯着美国，非要等到美国采取行动之后才确定自己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观点。中国是一颗冉冉升起的经济之星，也是世界领导舞台上一颗正在升起的明星。
世界的领导权不应该由于某些国家富裕强大就交给它们，而应该交给那些具有道德性的使命感，所作所为符合人道和正义的国家。
全球变暖正是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美国只求利己而罔顾是非。而对于中国，这正是一个机遇，也许不需要付出特别重大的代价，就能够建立起其道德权威。这是一个开始建立世界领导权的良好出发点，中国将会把这个世纪性的进程加速推向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