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中国的门禁式超大社区构成了中国房地产开发的最大部分，也是世界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建筑事业之一。中国人每天建造10到15个门禁式超大社区，相当于每年1000万到1200万套单元住房（是美国的十倍）。这个过程得益于一系列角色的清晰定位。
一个城市建造新的公路系统，然后把超大社区的开发权出售给开发商，由开发商负责按特定单元房面积建造规定的套房数量。开发商同时还负责提供所有的社区内配套设备和基础设施，包括商业购物和办公楼、学校、娱乐设施、公园和园艺，还有社区内部道路、排污管道和水电供应设施。这个开发过程依赖于集中的电站（通常是火电站）、污水处理厂（包括排污管理）以及由市或省级自来水公司提供的卫生用水的支持。开发商只是“接通”了这些服务。
虽然在供应房屋方面效率很高，但中国的门禁式超大社区模式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由于只设有一个出入口，加上对于社区外人员设置的围栏，几乎可以保证，在这个模式下，居民出行将被迫用小汽车，而现在居民出行80%是步行或骑车。随着汽车交通流量的增加，街道将变得拥挤，形成一个如我们沿途看到的污染走廊。这种交通模式还将使居民从街道和胡同中迁出，而街道、胡同模式上千年来使传统的中国城市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城市文化。
初步计算显示，30％的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和用以建造和使这些超大社区运作的建设、交通及电站直接相关。伯利克分校小组马上意识到，通过为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社区制定原则和形态，可以化解一半由使用小汽车带来的问题。
我们的思维能不能再拓宽一下？如果我们的设计能够通过利用实地的可再生资源，处理所有的垃圾，并供应大部分所需的水，从而实现社区能源自足，情况又会如何？如果中国房地产开发的基本单位能够在自身运作过程中实现资源自足（例如碳平衡），且其可被复制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这将会成为扭转全球气候变化的一股重要力量。
考虑到这些后，伯克利分校小组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创建了一整套系统，包括（但没有超越）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社区，考虑的是所有可能使社区实现资源自足的潜在能源和污水流。首先，该小组应对的挑战是使项目变成中转友好型。他们提出了由指定的街道和街区组成的系统，在街区中央为步行者和自行车保留出一条林萌道。这些林萌道与各个公园相连，而这些公园又直接通往中转车站。这样，步行者和自行车就享有通往中转站的优先而独立的通道。
与此同时，所有的街道都为自行车和步行者精心设计。通过创建一套独立系统，自行车和步行者在道路交叉口的拥堵可以大大减低。有了这种步行和自行车友好型小区，居民们对于小汽车作为首要中转方式的依赖将减低，汽车行程里数随之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也可减少75%。因此就不会不鼓励拥有小汽车（中国每天增加1.2万辆到1.4万辆小汽车），小汽车将便于休闲和有选择的使用，而并非成为一种必需品。
小组随后将焦点集中在如何为一个人口密集的超大社区提供能源上。防止浪费、落实与气候相关联的设计成为减少能源消费和需求的最经济策略。通过精心落实被动太阳能设计原则，和自然冷却（包括树荫和通风），我们判定热负荷可以减少80%，冷负荷减少60%。那么问题就是如何提供备用制热和制冷设备，以及用于照明和电器的电。
我们发现了一个可再生策略组合。通过将光电板放到屋顶，并利用这些板为朝南的窗户作遮光板，我们计算出可以为节电电器提供约40%的电荷。在高楼（每个小区约20到30栋楼）楼顶增加风电转换机，就可以提供另外40%的电荷。剩余的电荷，以及用于做饭的燃气和室内用热水，可以由沼气来提供，其来源是污水、吃剩饭菜以及当地园艺、树木和城市农业的绿色垃圾组合。在这个模式下，房屋的高密度（每英亩150套）就通过集中垃圾来生产足够能源而成为环境优势。一个完整的系统之所以可取还因为它可以增加工作强度，并能为最优化成本效益进行裁量，而无需对能源进行储备。
除了交通和能源外，水供应和废水处理对新设计的社区来说同样重要。楼房可以在水池里积蓄所有的雨水，为冲水马桶提供循环使用的“浊水”。地表的水可以在原地被直接吸收，或被收集起来用作园林浇灌，不会出现暴雨后的水流失。当细菌在一个无氧环境（产生作为一种能源资源的甲烷）里消化和分解生物质，所产生的废水受到自然处理，被循环使用，也被用来进行灌溉。这个水系统可以满足多达75%的水需求。
伯克利分校小组还限制在路面上使用不渗水的铺路材料。所有的停车区域、人行道和庭院都被设计成使用多孔渗水的铺路材料。通过在原地吸收流失的雨水，这个设计就省去了铺设暴雨排水管，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自然灌溉和土壤通气条件，使得种植一片更加广阔的“城市森林”成为可能。
对街道、人行道和停车区域提供大面积的树木覆盖，对环境有三大益处。首先，夏天的树荫减少了“热岛效应”，降低温度3度到10度，不仅使公共场所更加舒适，还可减少10%到15%的空调负荷。其次，通过选择适当的树种进行种植和采摘，所有原地产生的二氧化碳被吸收殆尽。最后，树木和剪枝为沼气池提供了额外的生物量。整个系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街道、庭院、林荫和公园（园艺）在提升环境质量中的作用。通过落实最先进的“绿色”设计原则，只有40%的土地被楼房覆盖，其余的60%则是公共的或半公共的开放地带。
街道、人行道和停车区域覆盖了五分之一的土地面积，社区中间的庭院、林荫路和公园占了五分之二的面积。园艺的一半可以用作休闲，另一半可用来建造本地有机的社区花园，为社区居民提供30%的产品。说到“绿色”街道，那些来源于城市农业和城市停车区的绿色垃圾为沼气池提供了大量的生物量。把园艺、基础设施和楼房构想成一体化设计，社区就能最大可能地做到能源自足。
随着项目的进展，伯克利分校小组变成越来越兴奋，因为这种一体化设计概念有可能成为一种突破，成为全中国及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可再生模式。那些楼房利用类似风和太阳能这样的再生资源成为能源生产的平台。污水不再进行处理和排放，而是被加工成用于灌溉的能源、化肥和水。园林不仅赏心悦目，而且是对系统的多功能调节器。几乎没有什么浪费现象，所有的能源都在原地生产。最重要的是，社区就此变成自给自足的循环系统。它并不需要在系统外建造昂贵的新的电站、污水处理厂或供水系统。
伯克利分校小组深信这种设计对环境大有益处，但严峻的挑战还是出现了。
这种新设计要求在开发过程中进行根本性转型。除了盖楼外，开发商还要建造一个综合性的能源生产、水供应和污水处理系统，而这又超出了开发商传统的工作范畴。它还要求得到政府部门的许可，而这些部门权力条块分割，不习惯越权思维。最重要的是，它要求设计和建造的专业人员分担责任，协调合作，这又是他们所不习惯的。它还要求预付15%到20%的款项。
尽管这个生活周期费用比建造一个新的中央设施要低许多，但还是有这样的问题：由谁来拥有、操作和维护这个系统，他们提供的服务该如何得到补偿？一些已有的模式需要资金投入和实地运行系统 ，但没有一个像上述模式那么全面、完整。（因为中国在提供中央基础设施方面还比较落后，许多开发商不得不有选择地提供一些诸如污水处理系统这样的设备。）
尽管有这些制度和行政官僚上的挑战，设计的系统里经济和环境收益却可以为社区和城市创造商业机会。
尽管如此，设计小组认识到最难克服的一个障碍将是对门禁式特性的社会和文化要求。门禁式社区的概念通过紫禁城这个皇帝自己的门禁式社区而扎根于中国人的意识中。胡同这个传统的中国式院落对家庭来说是一种门禁式社区，有围墙，带门的出入口和一排围绕庭院的房屋。
我们曾经试图提供一个类似的门禁式特性，但并不是在超大社区的范围内，也不是在单套住房范围内，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城市社区范围内。这个系统的优势在于让特定的街道为中转和其它服务设施开放并可步行到达，而同时在社区的中央创造一个半私密的门禁式庭院。这个概念还有其它优势。社区可以被设计成可容纳100到300户家庭，社会学家们认为这样的规模可让你了解邻居并提升社区意识。
尽管挑战是巨大的，但设计的内在特性却为克服这些挑战提供了许多机会和原理。经济、社会特别是环境方面的潜在优势几乎令人无法拒绝。需要证明的是这样一个完整的设计具有可操作性。
幸运的是，高登·摩尔基金会看到了这个事实。该基金会为伯克利分校环境学院(B.I.E.)提供了一笔为期数年、金额达数百万美元的捐赠，为的是提高世界范围内城市可持续开发的能力。可持续社区项目是该捐赠计划的一部分。
有了一个可操作的样式，中国特有的组织管理严密，自下而上的计划和开发过程便具有了迅速落实这种模式的能力。国家发改委将批准该模式，以便实现“十一五规划”中向循环经济转变的目标。建设部将颁布设计实施细则，制订设计获批准的标准样式。最后，每年被党组织进行评估的市长们，将靠如何实施这种基本发展模式来衡量其部分业绩。
如此一来，这一模式便可进行几乎无限量的复制。目前，有几个城市正在竞相要求获得建造这种资源自给、以公交为导向的社区的机会。荒谬的是，中国目前是全球一些最严重的环境污染源，它进行改变的能力也是最大的。
作者简介: 小哈里森·S·福雷克尔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