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个世纪是城市化的世纪，那么二十一世纪就是城市的世纪。争取生活质量的决战正是在城市里打响，战斗的结果对于地球环境以及人类内部的关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巴西南部的巴拉那州（Parana）前州长兼州首府库里蒂巴（Curitiba）市前市长杰米·勒纳（Jaime Lerner）在为世界观察研究所刚发布的年度报告《2007世界状况：我们的城市未来》中写道。
作为一个国际著名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勒纳很清楚他在说什么。他在飞速发展的巴西任职期间，进行了很多社会、生态和城市改革，其中包括库里蒂巴的集成交通系统（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System），这个系统已经引起了美洲、中国以及其他地区的市长和城市规划者们的广泛注意。
城市这种新的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地球来说），意义非常深刻，在统计上更是一览无余：非洲和亚洲现在的城市人口比例达到了大约35%，2030年将达到50%。从1970年到2000年，全世界1.5万亿美元的发展援助中，用于城市的只有4%。虽然城市面积只占地球表面的0.4%，但它却在地球碳排放中占主体。
2008年是一个门槛：到时人类的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达到大约32亿人。根据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报告，从现在到2030年，地球总人口预计将增加11亿。如果全球经济的发展不能解决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那么城市新移民中将有一半的人会终生沦落在破烂的贫民窟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居民区缺乏必要的生活条件，如清洁便利的供水和公共卫生设施、卫生保健和稳定的住房。
“现在全世界的城市及其郊区正面临着人口增长和史无前例的农村移民浪潮的联合冲击，这意味着每年有超过5千万人迁入城市，相当于一个法国的人口。”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弗·弗莱文（Christopher Flavin）在《我们的城市未来》的序言中写道。“人类的未来、我们的经济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都要靠城市来决定，这个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高能耗的建筑也越来越多。在世界范围内，建筑要占总能源需求的40%以上。大部分的能源，特别在城市地区，都严重依赖化石燃料，而化石燃料正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元凶。当然，随着经济的迅速繁荣，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城市未来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已经占有十六个，但每年还是有成百上千万人移入城市。
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报告指出，“2005年，上海新建的办公空间比纽约现有的还要多。中国每个月的基础设施建设量相当一个休斯敦市（在德克萨斯），这完全是为了应付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大量人口。”
许多人担心日益增强的城市化未来意味着世界上将有越来越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和他们不同，弗莱文（以及勒纳等其他世界观察研究所报告的撰写者）把城市看作“激动人心的变化实验室”，而不是“灰暗绝望的地方”。他坚称，这种乐观态度“是城市以及世界自身未来的核心所在”。
无论你是否喜欢，世界的未来就是城市的。所以，我们怎么做才能改善这个未来，才能战胜城市中的贫困和环境上的不公呢？这份厚达250页的报告涉及了许多实际的课题，包括城市农业、绿色交通、能效、自然灾害风险、公共医疗卫生和地方经济。在承认“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够创造出可持续、公正而平静的城市”的同时，《我们的城市未来》又指出了五个“对实现这一转化可能不充分但绝对必要的条件”。
这五个条件是由城市贫困和环境不公事务顾问贾尼斯·珀尔曼（Janice E. Perlman）和《2007世界状况》的项目经理莫利·奥米拉·什罕(Molly O’Meara Sheehan)提出来的。
透明的管理。这包括引入竞争来对抗腐败，反过来能够缩小官僚主义的空间，还能增加责任感。报告举了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的例子，这里减少工程发包中贿赂行为的方法有简化和明示规则、把发包的决定权交给建筑师、城市的角色缩小为只由更少（工资更高）的政府雇员来进行监督。
体面的工作或者基本收入。对于城市贫困者来说，工作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因为它可以带来尊严。我们需要创造工作机会，也需要不断发展的市场部门中有职业训练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获得金融工具，比如储蓄和信用，还有许多其它的小额信贷形式。大型企业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墨西哥西迈斯水泥公司（CEMEX）制定了一个计划，使得低收入家庭可以购买原料来修建和改善他们的住房。地方政府可以雇用城市贫困者来帮助解决环境问题，比如里约热内卢的一个社区实施了造林计划，以保护简陋的贫民窟不受水灾之害。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和乌干达的坎帕拉，当地的合同工人在水灾之后还进行重建工作。另外，“有条件的现金援助项目”(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mes)也很有作用，在这些项目中，低收入者能够获得现金来作为他们进行有益活动的激励，比如送孩子们上学或者保护他们不受传染病的侵害。
节约中的创新。那些基础设施不完备的城市，包括许多中国城市，可以从工业革命时代的废旧系统一下子飞跃到21世纪的先进技术。我们可以利用或高或低的技术资源节约战略来对既有的环境进行革命，包括：设置节水型厕所、分离饮用水和灰水系统、利用太阳能或者沼气供热。中国的一些项目用废水制成沼气来做饭，用太阳能采暖和制冷，用压缩土来制造建筑原料。拥有300万人口的山东海滨城市日照确实是市政建设的楷模，当地领导把狠抓环境——即广泛利用太阳能，作为社会、经济和文化长远发展的一个关键。
合理利用土地和发展集成社区。老的规划工具也可以用在先进的变化上。比如，可以把分区、建筑以及土地利用管理用于“促进住宅和工作场所、商业、休闲设施距离很近的多用途社区”。在基础设施完备的地区发展有助于控制城市的蔓延，建立特殊利益地区则可以保护具有重要环境意义的地区以及联结自然通道。巴西的圣保罗在这方面走在前列，那里已经建起了一座包罗万象功能齐全的城市。一个关键的步骤是向开发商们征税，创建一个基金，用于公共交通、住房和环境退化等公众利益相关事项的投资。塞内加尔的达喀尔首创了一种名为“土地和服务”的措施，就是向新移民提供小块土地，只收取很少的钱或者贷款，而且事先都为这些土地留出和基础服务设施相连接的通道。（翻新一个同样的社区，代价则要大得多）
社会凝聚力和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可以使城市更加繁荣，因为它可以使人类的经济更具弹性（就像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城市地区被暴力犯罪所撕裂，犯罪扩大了穷人的孤立。在这些地区，必须控制枪支和毒品交易，同时还要打击使这些活动得以延续的腐败。相关的有效措施包括：在低收入社区设立社区警力；为高危的青少年人群设置艺术、文化和体育项目；控制武器。
珀尔曼在1987间建立了针对城市贫困问题的“特大城市计划”（Mega-Cities Project），他指出，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贫困的城市社区都饱受环境因素所带来的健康危险的折磨，他将其称为“两个世界中最坏的东西”。“然而这些社区的居民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十分轻微……从内罗毕到纽约，城市的贫富差距意味着，由最富的人们所造成的污染，其最大受害者却是那些拥有最少资源的穷人。”
确实，报告中说：“全球可持续性和城市贫困之间的逻辑因果联系被总结成为众所周知的‘珀尔曼原则’，”简单归纳如下：
——如果没有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就没有全球环境的可持续性。
——如果不减轻城市贫困，就无法解决城市环境问题。
——如果不建立自下而上、以社区为基础的新举措，就无法解决贫困以及环境退化问题。
——如果不在地方领导人中推广有效措施、并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将其提升为公共政策，就无法在宏观层面获得效果。
——如果不改变旧的激励制度、“游戏规则”和参与者，就无法实现城市的转变。
——如果没有社会公平、政治参与、经济活力和生态恢复，就没有二十一世纪的可持续城市。
世界观察研究所在报告中坚称，由于前方挑战的巨大和紧迫，我们应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有效措施，并且从现在就开始着手。“胸怀梦想，但要从今天力所能及的做起，”杰米·勒纳呼吁。他还写道，我们要加强机动性、可持续性和认同；要组合整理交通系统；要使城市基础设施多功能化、能够24小时利用，做到最大节省、最小浪费；要对河堤、公园和历史性地区进行保养维护，以保持生活质量和居住在城市环境中的每个居民的自尊。
“城市是一个共同的梦想”，勒纳说，“至关重要的是构建这个梦想。……城市是共同的避免所。它们可以庇护我们躲过全球化进程的残酷后果，也可以使我们不受治外法权和认同缺乏的侵害。”
“另一方面，最激烈的战争也发生在城市里，就在它的边缘地带，在富人区和贫困的犹太人区的冲突之中。由于我们缺乏对现在和未来人类的关怀，最沉重的环境负担也产生在那里。”
“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塑造一个更加和平、稳定的地球的前景在于城市而不在别处，因此我们应该乐观地看待城市世界而不是感到恐惧。”
玛丽安·贝德是一位居住在伦敦的自由撰稿人，对环境和人权事务尤为关注。作为一个作家和编辑，曾经为《时代》杂志（欧洲版）、《独立报》、《国际先驱论坛报》 和《纽约时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