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尔·希尔顿（以下简称希）：马塔伊教授，你的故事是从一株无花果树开始的，一棵你从小就熟悉的树。你能给我讲一下这棵树以及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吗？
旺加里·马塔伊（以下简称马）：我在肯尼亚的高原上长大，那里有很多无花果树，这些树通常都很大，很神秘。它们几乎终年常绿，有着巨大的树冠。然而，有一棵特别的树离我们的房子非常近，我在帮妈妈拾柴禾的时候肯定捡过从那棵树上落下来的枯枝，而我记得妈妈告诉我不要拣无花果树的树枝。我问她为什么，妈妈说这是一棵神灵之树。我们从来不砍树、不烧树，也不用它来做任何事情。后来，我知道了人们如果要献燔祭的时候，就会献给无花果树，实际上，这种树起到了一种圣树、神树的作用。这不是神灵，而是一棵可以提醒人们造物主的神秘、威力和伟大的树木，这造物主负责着人们以及他们身边所有的生灵。
希：尽管如此，你所熟悉的那棵树，那棵横跨着你曾经嬉戏的小溪的无花果树，后来却被砍掉了。树被砍掉之后怎么样了呢？
马：这棵树是20年之后被砍掉的，那时我们开始在这片地方引进了经济作物——茶树。由于这棵无花果树很大，人们觉得它占的地方太大了，与其让它浪费土地还不如用来种茶挣钱。所以农民们就砍掉了这棵树，种上了茶树。
当我再来看这棵树时，发现它被砍掉了，又看到了茶树生长的地方，我感到悲喜交集。悲的是树被砍掉了，喜的是那棵树曾经在的地方什么都没长，就仿佛树倒下之后，土地拒绝接纳任何其他东西。
希：那条小溪怎么样了？
马：很久之后，我才明白实际上这些无花果树在生态系统中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是土壤保持系统的重要部分，防止土壤流失和滑坡。我后来也才明白，树根深深扎入土地的胸膛，一直深入到地下水层，这使得地下水渗透到了根系附近，又从土地薄弱的地方喷涌出来。恰恰我们房子的旁边的土地就十分薄弱，所以小溪就从那里冒了出来。这就是我们家用的那条小溪，我曾经到那里帮妈妈提水。所以当树被砍了之后，小溪竟然消失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谜，也使得树木对我的意义变得特殊起来。特别是当后来我懂得了环境，懂得了每个环节在生态系统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一点，但每个环节都发挥着作用。这棵无花果树不仅是鸟儿们栖息的家园，也不仅是一棵绿荫如盖的美丽树木，而且在水循环系统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这正是这条小溪得以流淌的原因，我的家里也因此获得了洁净的饮水。
希：回顾一下，你在肯尼亚的工作的效果是什么？你觉得自己是否挽回了这场可怕的环境破坏？你的确种了很多树，但你觉得这就够了吗？
马：在人们积极应对的地区，特别在农业地区，景观以及人们自身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比如，可以看到这些普通的人们管理自己的环境，关注自己的环境，向政府施加压力来保护森林。森林在我们的农业活动中非常重要，我们需要降雨、需要水、需要土壤，而这都靠来自森林的雨水来滋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成就的时候，真的是一种美妙的体验。
也许，除了种树之外，接下来另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提高普通人的意识，包括农民、政府官员、决策者——不仅仅在非洲国家，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这有助于提高集体意识。在环境学家、人权、妇女权利以及环境权力工作者中间有许多人，我们已经把意识提高到了一定程度，即全世界已经认识到环境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意识的高潮化正是诺贝尔奖给环境带来的回报。它把环境的可持续管理和良好的管理、对人权的尊重以及对法规与和平的尊重联系在一起。
希：但是，这种联系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许多人在考虑环境的时候都把它作为一项科学事务或者文化事务，但是他们并没有把环境与政治、或者把环境与和平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马：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被教导，或被劝说在框框里思考。因此我们会单独考虑和平，我们认为自己能够缔造和平；我们也单独地考虑人权，我们觉得自己能够解决人权——或者环境权利。
但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激励我们开始重新思考这个模式。我们要重新思考对这些不同事务的精神态度，而且是全盘化地思考。我们需要考虑许多冲突：本地区的、远离自己的地区的、以及远离自己国家的，并且问我们自己：这些人为什么打仗？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获得以及控制资源。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指出，如果我们不学会负责任以及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地球资源、平等地分享这些资源，我们就无法享受和平。我们经常会想到，那些掌握着权力的人、掌握着枪的人、掌握着技术的人，他们为了获得资源会不惜以任何人为代价。但是迟早那些被边缘化、无法获得资源的人无论如何都会寻求公平，包括经济的公平和社会的公平，这就是冲突的根源。
我们必须理解这些联系。然而我们经常无法弄清这些联系，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在学校里学不到这些知识。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和平与安全，我们需要将其概念扩展到对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以及公平分配，而只有当我们尊重人权、尊重法治、尊重人类自身的多样性时，这种概念扩展才能实现。因为我们多样性广泛，但无论我们在哪里、是什么人、人数是多是少，地位是高是低，我们都应该感到自己的作用，感觉到自己在所处社会中的重要性。
希：西方的环境学家经常在发展中世界遭到批评，由于西方及其发展模式是以全体人类的环境为代价，才获得了繁荣。现在印度和中国这些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按照同样的道路发展，因此当西方的环境学家抱怨这些国家的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时，印度和中国的人们会说：既然你们就是这么做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你能怎么反驳这些批评呢？那些环境学家力图遏制贫穷国家的发展，你和他们一样吗？
马：显然，这是个相当难的问题。说起来很简单，曾经有一段时期，西方国家掌握着全世界的大多数资源，追求一种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发展方式，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拥有政治势力——主要是殖民势力，以及科学技术上的巨大优势。他们在国内外也创造了大量财富。
但是，我想重提一下2004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向世界提出的警告，其中强调了我们资源的有限。由于我们的资源有限，地球的承载力有限，我们还打算继续勒紧自己脖子上的那根绞索吗？我们打算自我毁灭吗？我们打算你争我抢，看谁能够更快地毁掉地球？我觉得这些做法并不明智。
我知道很难对那些正在迎头赶上的国家说：“别这么干。”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让我们注意一下其他的发展途径吧。[我们不是]不追求高质量的生活，但高质量的生活和高消费模式是不同的。西方曾经的发展模式是极端浪费、消耗型的生活方式，这显然是需要改变的。他们不得不接受资源的有限性。如果他们打算过度消费的话，这种过度消费实际就牺牲了别人的资源。因此，不仅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需要重新思考，每个人都需要这么做，特别是那些已经依靠高消费模式取得很大发展的人。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刚刚出炉的报告。他们第一次提出全球变暖有90%的可能由人类活动导致。这些人类活动包括化石燃料的燃烧，而化石燃料为快速发展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我们的地球真的到了生死攸关的关头，印度人和中国人以及其他快速发展国家的人民会说：“让我们同归于尽”？我们打算重犯西方曾经犯过的错误？还是我们向西方施压，让他们大力减少排放、改变生活方式，让他们来拯救自己？
非洲是可能受气候变化打击最大的地区之一，但对气候变化的形成却几乎毫无责任。难道说那些还未到发展水准的国家就毫无作用吗？我认为，印度、中国，美国、欧洲以及其他高度发达国家必须承认对保护地球和生命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2004年，旺加里·马塔伊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非洲妇女。1977年，马塔伊成立了“绿色之钟”运动，发起许多——通常是贫穷的非洲妇女种下了超过3，000万株树木。
伊莎贝尔·希尔顿为"中外对话"总编。
首页图片Martin Rowe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