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半个多月来，笔者连续在河南、河北、天津、山东农村考察，一个严重的现象令人忧心如焚，这就是愈演愈烈的耕地白色污染问题。北方耕地几乎被清一色的白色塑料膜所覆盖。从空中向下俯瞰，大地白茫茫一片；在高速公路两旁，白色塑料膜更是一望无际，让人仿佛来到了一个“水汪汪”的世界，真是“白色恐怖”。
田间地头，渠沟路旁，甚至大街上，农户的院落里，到处都是废弃的农膜。旧的农膜没有处理完，新的农膜又铺上了，这一奇特景观在改革开放前的农村是根本看不到的。笔者曾经实地考察过几十个国家，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大张旗鼓地应用农膜。长此以往，耕作了5000多年的中国耕地将因为大量使用农膜、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物质而毁灭。
耕地使用农膜主要有以下两个目的，一是建造塑料大棚生产反季节蔬菜或水果；二是直接铺到耕地上，生产经济价值较高的蔬菜或作物。在山东、河北农村，笔者了解到，目前农民种地，除了玉米、小麦等大宗作物外，种花生、土豆、西瓜、大蒜、茄子、辣椒、黄烟等等，几乎毫无例外地覆盖农膜。
据农民介绍，土地覆盖农膜后，由于改善了土壤温度、湿度，生长季节可以延长，产量能够提高20%到50%，个别作物甚至可使产量翻倍，如花生等。通过覆盖农膜增加产量是农学家的新技术发明，但是，谁也没有考虑到的是，我们的生态环境能够承受多少农膜污染？目前，我国每年约50万吨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膜率达到40%。这些农膜在15-20厘米土壤层形成不易透水、透气很差的难耕作层。
尽管勤快一点的农民，会将农膜从地里挑出，但他们仅仅是将农膜从自己家的土地扔到地头而已。据说有人专门来收集废弃农膜，但是，因为农膜轻而沾满了土，回收利用价值并不大，因此，没有人愿意收这种废品。当农膜积累多了以后，农民们大多是一把火点燃了之。然而，他的这把火带来的是更加严重的污染。
那些自然界不能分解的有机化合物，被称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2004年正式生效的国际《斯德哥尔摩公约》，把艾氏剂、狄氏剂、异狄氏剂、滴滴涕、七氯、氯丹、灭蚁灵、毒杀芬、六氯代苯、二恶英、呋喃以及多氯联二苯12种化合物列为首批对人类危害极大的POPs，在世界范围内禁用或严格限用。它们在自然界中滞留时间很长(最长可在第七代人体中检测出)，毒性极强，可通过呼吸和食物链进入人体，导致生殖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中毒、癌变或畸形，甚至死亡。焚烧农膜极易产生上述12种POPs的至少5种，即列在清单上的后5类。
十年前，农业部和科技部的官员希望科学家们尽快拿出降解农膜的方案，筛选特殊的微生物来分解农膜。遗憾的是，至今令人兴奋的消息不多。虽不断有人传言研制出了可降解农膜，但是，因其价高质劣，农民根本不用。这里，主管官员和科学家们都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农膜是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哪里有什么微生物愿意“吃”它们？为什么不研究替代措施或者制定政策，让老百姓停止使用农膜，从源头控制白色污染呢？
诚然，大量使用农膜，产量提高上去了，但是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好吃了，即质量下降了。任何生命，生长有其固定的规律，本来长的慢的如果让它长的快，其代价就是质量的下降和环境的污染，表现在作物和蔬菜上就是风味下降和耕地污染。在现场，笔者看到，大蒜基部比拇指粗，这在二三十年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农膜和化肥的贡献。然而，据农民们反应，现在的大蒜辣味不足了。以前种蒜是用覆盖秸秆，而不是覆盖塑料膜，是用大量有机肥，而非化肥，风味的大幅度下降是必然的。
或曰，虽然风味不好了，至少产量高，农民可多卖钱，管它好吃不好吃呢。真得是这样么？实际上，农膜增产后的利润“大饼”被更多的人瓜分了，他们为农民留的部分是很少的，而风险却让农民来承担。农膜商、运输商、出口商、批发商、田间小贩、零售商，他们的眼睛早就盯好了农业增收带来的那点可怜的利润(国家减免农业税或粮食直补带来的效益很快就被农资涨价所抵消了)。农民承受了土地污染苦果，但他们永远处在社会的下层，靠提高一点产量实现增收远没有他出去打工挣的多。在沂蒙山区，笔者现场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是，非常新鲜的蒜苔前天是5角一斤，昨天是4角，今天就是3角了。去年大蒜地头价是1.2元/斤，今年只有0.7元/斤，每家每户种植同样的作物，市场风险是农民根本没有办法克服的。
通过耕地铺膜并增施大量的化肥，来提高土地生产力，正如给土地吃“鸦片”，植物长快了，产量提高了，但是，土地就会对这些物质产生强烈的依赖，地越种越瘦。现在农民普遍反应“地不上大量化肥就不长庄稼”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残存在土壤中的农膜，再加上过量使用的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等，将逐渐在耕地中积累，长期下去，耕地将元气大伤。
耕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们应当像保护眼睛那样保护耕地。为了提高一点产量，鼓励农民从眼前的短期利益考虑，大量使用自然界中不曾存在的东西。农膜的泛滥就是农业部和各级政府公开推广的结果。
正确的做法不是将土地覆盖农膜变白，而是通过增加土壤有机质而使土壤变黑，即将秸秆通过牛羊等动物转化成肉、奶和肥料，肥料产生沼气提供能源后，再将沼渣和沼液还田，逐步培肥地力。增加土壤有机质，增加土壤团粒结构，依然能够改善土壤水、肥、气、热条件，这个做法是使土地持续保持高生产力，而非短期行为。增加动物生产和能源生产后，耕地所创造的价值大大高于覆盖农膜带来的效益。增加有机肥就会减少化肥用量，取消农膜覆盖就使生产成本下降，并从源头杜绝白色污染。所有这些事关农业根本出路的问题，必须引起农业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土部、科技部等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总之，提高农民收入，必须采取正确的做法，增产的同时要增效，要保护耕地，减少环境污染。类似大量使用农膜这样“杀鸡取卵”式的用地不养地、反而毁地、害地的做法，不应当继续下去了。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他提出的“城市植被”概念和“以自然力恢复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等观点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