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G8峰会在德国举行。在会上，这8个最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领导人都对一项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的研究表示支持。自然资源和人类福祉之间的联系经常被忽略，这项研究将会成为改变公众和政界观念的重要里程碑。
否则，它就会折戟沉沙。我们会浪费一个良机，无法全神贯注对付环境退化，它在如此众多的世界性问题中处于核心地位。最近斯特恩报告在气候变化经济学上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有几件事情是G8研究必须做的，而另外一些则必须避免。
气候变化很复杂，生物多样性更复杂。这不仅因为它更难界定、更难衡量，也更难估价。研究者们将会发现，要找到一种决策者、产业界和公众可以理解的方法，向他们解释物种流失和保持生态完善之间的交易，是不容易的。
向斯特恩学习
生物多样性，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生命的多样性：从基因、到物种、再到整个生态系统的所有事物。它为人类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产品和服务，从气候调节到庄稼授粉，从食品和燃料到药品。穷人对生物多样性的依赖最直接，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对穷人影响也最大。但决策中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考虑真的太少了。
因此，G8必须保证它的研究与决策过程相衔接，而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技术性报告。斯特恩报告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有一个全面的交流战略充当后盾。斯特恩被赋予了一个广泛的平台，他可以在媒体以及关键国家的许多公开和私人集会上宣传他的发现。
而且他把气候变化的政治涵义弄得很清楚，因为他将信息集中在挑战现状上。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既是一位经济学家，同时还拥有杰出的沟通技巧，能够用清楚而简洁的方式来解释复杂的事务。我们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人了。
科学的极限
斯特恩报告的核心意思就是：现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代价要比处理它的未来影响小得多。报告的结论是，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缩水20%，而现在解决这个威胁的花费只有全球GDP的1%。它在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化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之间的关联上确定了一种切实可见的认知，以做出这些预测，
但是，要在生物多样性上弄得这么清楚是不可能的，因为建立这种关联的科学基础还不那么发达。对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估价严重依赖所谓的“存在价值”，也就是说，人们的衡量标准是它本身，而不是能如何利用它。联合国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通过强调生态系统为社会提供的服务，揭示了生物多样性的非直接利用价值。
但是，对于不同的生态状况如何增益或减损人类的福祉，我们仍然所知甚少。同样，保持自然界的纯朴会带来多少社会经济利益和代价，一系列不同的人类活动中对它们的利用又会带来多少？对此我们也不了解。土地利用的变化会如何改变人们从自然中的收获呢？如果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科学数据，单单依靠经济学，G8很难得到太多成果。
这就是说，G8的研究需要更加广泛的方法，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那里是世界上大部分生物多样性的所在地。G8应该努力加强这些国家的科学力量，收集它们需要的信息，使它们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把政策建立在充分的依据之上。G8还应该探索：制度性和市场性动因如何激励生产模式的转换，以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
超越金元化
这项计划研究的视野是全球性的。但是，它的目光必须超越生物多样性的全球“公共产品”价值（比如森林通过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来减缓气候变化），把注意力集中在生物多样性的许多地方性价值上。
所谓的地方性价值包括：对当地土壤肥力和水资源的贡献、粮食作物多样性和野生品种给旱灾、虫灾易发地区人们带来的恢复力，以及物种和荒野地区的文化重要性。
同时，研究也要超越仅仅将生物多样性“金元化”的境界。亚马逊雨林对于其中居民的文化价值值多少钱？其丧失可能导致生态系统崩溃的“拱心石”物种的重要性值多少钱？那些尚未发现物种将来对人类福祉的贡献又值多少钱（如果它们不先行灭亡的话）？谁能给它们贴上价签呢？
权利和公平
G8研究必须从世界最贫困人口的真正发展出发，来设置其分析框架。穷人通常是自然资源的非正式守护者，不为人知。野生物种将造福于全人类，这是他们世代相传的认知。
在发展中国家，木材、鱼类和可耕地等生物性资源在国家“财富”中占据了一大部分，也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是，强有力的精英们的“征用”使这些资源以及地方性知识面临威胁，他们不会给当地带来什么好处。比如，“生物勘探者”在雨林植物中寻求新药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如何让资源国和当地人公平地分享到生物财富的收益，是G8的分析必须探索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中心是提出建议，说明如何在控制生物多样性获取途径及其利用方面提高地方权利。
生物多样性之外
两年前，联合国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EA）警告说，在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24种服务中，有15种的利用是不可持续的。G8的研究应该以此为基础，而不是重复它。它应该更加深入，检验不同的土地利用的代价和益处，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特别是，关于保护和各种土地利用方式分别会带来什么代价和收益，研究中必须包括一项对此的广泛分析。
得到MEA认证的估价研究仅有几项，它们将一个不变状态下的生态系统服务与不同的土地利用资源管理机制进行了严格的比较。这强调了生物多样性损失的经济后果。但是，为了在全球水平上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创造一个令人信服的经济外壳，我们需要许多更加严格的评估性研究。
真正的挑战在于寻找途径、整合环保补偿，既能给当地人带来益处，帮助解决气候变化等其他问题，又能维护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很清楚，气候变化将影响生物多样性，而且多半是毁灭性的。我们希望能够适应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挑战，其中心在于保持一个广泛的多样性。因此，我们要保持和改善生态系统的健康，这将越来越重要。
这项研究的正式名目是分析生物多样性的全球经济效益，以及将有效保护的花费与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代价进行比较。如果研究将有效保护等同于把当地人排除于保护区之外，或者只对经过选择的（通常是濒危的）物种和栖息地进行保护，它将产生误导性的结果。这项研究最大的潜力在于展示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如何应对一系列迫在眉睫的挑战：从解决气候变化到保证食品安全，从消除贫困到培育民主。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证研究是站在穷人一边的，而不是被西方的利益蒙住了眼睛。研究成果必须进行适当和广泛的沟通，因为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其中一份子。研究还必须准备好提出一些困难的问题：我们能够承受多大的生物多样性损失？我们需要把生物多样性保持到什么程度？
卡米拉·图尔敏，国际环境与发展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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