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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供水私有化之争

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供水系统新近实现了私有化,该国非常高兴由英国主导的的集团来管理这个系统。但是,水价也开始升高。克桑•赖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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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1日上午11:30,克利夫·斯通、米歇尔·利弗摩尔和罗杰·哈灵顿等三个英国侨民被坦桑尼亚警方扣留。.他们都是“城市供水”集团的高级经理,该集团负责达累斯萨拉姆的供水系统管理。在被拘留了几个小时之后,三人作为“不受欢迎者”被勒令离境。当天晚上,他们就被押上从朱利叶斯·尼雷尔机场飞往伦敦的飞机,而他们的家属在几天后也回国。

他们离开坦桑尼亚,标志着这个世界银行私有化交易旗舰项目的终结。这个项目,曾经作为欠发达国家公共供水的现代化解决方法而被大力宣传。同时,这也标志着一场在援助与发展界引起巨大争议的法律讼诉的开始。诉讼的一方是“城市供水”集团的主导者——英国私营水务企业百沃特公司(Biwater)(其老板是前BBC主席——巨富阿德里安·怀特);另一方是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坦桑尼亚政府。

在发展中世界的大多数城市的用水中,付出代价最大的是穷人,因为他们不得不向沿街叫卖的商贩购买像油一样贵的水。但是,在达累斯萨拉姆,面临这个状况的不光是穷人。由于几十年来对该城供水设施的忽视和投资不足,这个350万人口的城市,有自来水的人家还不到10万户。

塔克·塔巴塔位于郊区,这里的居民有低收入的,也有中等收入的。他们的砖混房屋建在细沙路旁,其间散布着高大的椰子树。这些房子大部分都通了电,通水的却极少。25岁的珍妮特·基里亚德有着一张宽阔而欢快的脸庞,她坐在自家的房子门口谈起了她的“工作”——为家里打水。她家还有三口人:襁褓中的儿子伊文斯、当建筑工人的丈夫金斯敦以及她的妹妹。珍妮特每天必须为全家弄来120升水,用于饮用、做饭和洗东西。

如果运气好的话,一户邻居家的水龙头每周可能来水2到3次。这时,珍妮特就和其他几十位妇女一起从这里打水,每桶20升水要20先令(大约2美分),她每次都打6桶。不来水的时候,她只能从“推车人”那里买水,这些人推着堆满了塑料油桶的车子走遍达累斯萨拉姆的大街小巷。他们的水,按照水质,每桶20升索价300到1,000先令不等。“这对我们来说很贵”,珍妮特说,“但有什么法子呢?我们需要水来生活。”

改善供水系统的计划早在10多年前就开始了。当时,在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的社会主义试验失败后,政府正努力地重建经济。在将近400个国营机构和企业中,有许多正准备挂牌出售。引导这场私有化运动的正是世界银行。英国对坦桑尼亚的援助比对其他撒哈拉以南国家都要多,今年就高达1亿英镑(2亿美元),因此,它为该国的私有化奠定了基调。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和自由市场咨询公司“亚当·斯密国际集团”签订了一个44.4万英镑的合同,该公司主要负责供水系统改造项目的公关。作为工作的一部分,公司还推出了一首歌,被称为全世界第一首私有化流行乐。演唱者是坦桑尼亚最著名的福音歌手——约翰·孔巴船长,他现在是国会议员。

孔巴唱道:“政府和商人/国民和外宾/仿佛桌子四条腿/有朝一日,欢宴我子孙……”歌中提到了电、电话、港口、铁道,还有水。

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供水系统的私有化一直都充满争议。外国公司和政府的动因是相互冲突的:外国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政府则希望改善经济能力有限的人们的用水条件(至少理论上如此),因此至今私有化鲜有成功的范例。

但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仍然毫不怀疑地坚信,私有化是达累斯萨拉姆和达市供排水局(Dawasa)最好的前进道路。他们把Dawasa资产的私有化作为坦桑尼亚获得大规模免除债务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买家出现,世界银行将取消必须出售资产的要求。但是,世行也说得很清楚,要获得达市供水基础设施更新换代所需的1.435亿美元一揽子贷款,只有让私营公司来负责供水系统的运营。

有三家公司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兴趣。其中两家来自法国,该国历来掌控着全世界的供水私有化领域。第三个竞标者就是上文提到的“城市供水”集团。这个集团的领头者是百沃特公司,合作伙伴还包括德国高福(Gauff)公司以及坦桑尼亚的投资者斯帕多尔(Superdoll)拖车制造公司。

百沃特公司1968年由阿德里安·怀特创建。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首相,在英国大力推行私有化,在此期间,该公司着实声名鹊起,并且让怀特赚了盆满钵满。在业界,该公司因水处理工厂的修建和运营而拥有良好的声誉,但是以前它也从来没有承担过如此巨大的项目。由于两家法国公司拒绝提供最终报价,百沃特在投标中获胜。“‘城市供水’的标书是底限价格”,一位一直参与投标进程的英国水务顾问说。他认为,该集团并不知道它其实是唯一的竞标者。即使它干得再好,能不能挣钱也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说:“从第一天开始就陷到泥坑里了。”

这场交易的基本原则是:Dawasa仍然保持基础设施的产权;而“城市供水”负责系统的运营,它的工作包括寄账单、向用户收取水费、新户入网以及进行日常维护。在十年的合同期内,“城市供水”至少要投入850万美元,主要用于计费的计算机以及管理系统等“可移动资产”,另外,它享有六年的免税期。

2003年8月1日这一天,“城市供水”开始接管达累斯萨拉姆的供水;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它开始财务上的大出血。它非但未能实现合同上所规定的收费目标——如果想要赢利的话,必须达到这一点,收到的钱甚至还不如国营的时候。但同时,达累斯萨拉姆的人们却发现他们的水费在增加。

“城市供水”多次向坦桑尼亚水利部抱怨说,它的投标是建立在Dawasa的片面信息之上的。其后,世界银行提出了一份报告,由当时的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签署。报告指出,2004年7月,“城市供水”停止向Dawasa缴纳管道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月租费。这时,距离合同开始执行还不满一年。“城市供水”还坚持说必须提高其运营费。

Dawasa请普华永道公司和英国工程咨询公司霍华德·胡姆福里斯公司担任稽核员,评定上述做法是否公正。结果,稽核员们否决了“城市供水”的意见。(百沃特将矛头指向达市的水务管理机构,指责Dawasa“几乎没有启动”任何大型基础建设工程,而这是供水系统修复所依赖的基础。)

其他报告也对“城市供水”进行了批评。德国发展合作组织的结论说:“很清楚,‘城市供水’的表现很差。”没有发表的世行报告也说:“几乎所有的参与者,特别是捐助国方面,基本上都认为,私营企业的表现比Dawasa还差,即使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也是很难的了。但事实恰恰如此。”

世界银行事后还作出了另一份报告,但从未发表。该报告显示,从一开始,世行在达累斯萨拉姆的技术队就对“城市供水”的方案持保留态度。该方案的主旨是由该集团租赁输水的基础设施,同时从用户那里收回这个成本。百沃特以前在南非、墨西哥和英国等国运作过较小型的同类“租赁合同”,技术队感觉这些记录是拼凑的。报告还认为,百沃特让一只毫无经验的队伍来领导运营。

由于上述报告和其他批评,技术队请求总部的供水专家重新审查该项目的设计。但是,世行在华盛顿的质量保证团体对项目的评价是“非常满意”——也就是最高分。而且,就像百沃特后来对《卫报》所说的:“世界银行在进行了几个月的财务和技术评估之后,批准了(“城市供水”)的标书。”百沃特也否认存在任何经验上的不足,它指出,该公司曾经在南美、亚洲、英国以及非洲履行了几十个合同,并特别强调在南非城市内尔斯普鲁特的公—私自来水运营取得了“某些杰出的成果”。它还说,在坦桑尼亚的工作队伍中,有几位成员在非洲从事管理工作已经十多年了。

私有化合同是一项商业行为,“城市供水”的合同也毫不例外。且不说达成协议的资本花费,“城市供水”的“社会”义务之一是为首次入网者建立一项基金。“这笔基金用来让更多最贫困家庭接上自来水,”马吉·费尔说,他是环境活动组织“食品与水观察”(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一位主管,一直密切关注“城市供水”的运营。“这项基金从未设立。”世界银行的两份报告做出同样的断言。

“城市供水”对达累斯萨拉姆项目的高级管理层进行了调整,但公司的问题更多了。坦桑尼亚投资者斯帕多尔公司要求在管理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否则就拒绝投入更多资金。另外,一些当地职员也很不高兴。“城市供水”在这里有1,300名雇员,工程师马西亚斯·穆拉格万达是其中的一位。他说:“主管全是白人,他们和我们之间有距离,而且也不愿意听取我们的意见。根本不存在什么团队精神,我们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百沃特认为,核心的问题在于运营收入(这是其利润来源)过低。阿德里安·怀特和他的首席执行官拉里·马格尔两次飞往达累斯萨拉姆,力图重谈合约,他们强调运营费(在水价中按一定比例抽取)对公司是不公平的。

与此同时,公众的情绪不断恶化,几乎没人认为私有化能带来什么好处。由于百沃特和政府签订的合同,水价急剧上涨,然而在水的供应、可靠性以及质量上却没有任何明显的改善。由于选举迫在眉睫,坦桑尼亚政府被迫采取行动。作为拯救这个项目的最后努力,政府任命托尼·巴兰斯来对合同各方进行调解,他曾经担任英国水务监管机构——水办公室(Ofwat)的首席经济学家。巴兰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没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坦桑尼亚政府觉得忍无可忍,于是在2005年5月13日决定取消“城市供水”的合约。

许多援助和发展机构,以及水务专家都认为,坦桑尼亚政府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错。“如果我是他们,我会给‘城市供水’一个月的期限,然后把他们踢出去。”一位早先目睹了投标过程的英国水务顾问说。

但是,坦桑尼亚政府,特别是当时的水利部长爱德华·洛瓦萨(此后担任坦桑尼亚总理)选择了一种更富戏剧性的方式。他们先是举行了一个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取消合约,这给该事件蒙上了一种政治色彩;然后将“城市供水”的三位高级经理押上离境的飞机,事实证明,这个决定的代价十分高昂。

在驱逐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百沃特公司在非洲的好几份报刊上发表启事,批判坦桑尼亚政府。“通过政治管道流过来的援助,有时会泄漏的。”接着,该公司于2005年8月2日向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这是世界银行一个比较鲜为人知的附属机构,在海牙以及全世界其他地区中心都有分支机构)提出申诉。百沃特请求仲裁委员会的三位仲裁员判决坦桑尼亚政府向公司赔偿2,000万到2,500万美元,用来偿付其在达累斯萨拉姆被没收的投资、资产和收益。

在当时的新闻发布会上,百沃特表示了遗憾,它说:“我们毫无选择余地。”在最近的声明中,它又说:“如果有迹象表明坦桑尼亚政府将毫无顾忌地没收外国投资”,潜在的投资者都会三思的,其结果将是“给坦桑尼亚以及其他非洲国家的发展目标造成严重打击”。

坦桑尼亚政府的律师自从该国1994年和英国签署双边投资条约以来,就投入了这样的仲裁进程,他们认为,百沃特公司未能履行条约义务,表现得比之前无能的国有企业还要差。他们宣称,如果政府要满足公民对安全用水的需求,同样别无选择,只有终止和“城市供水”的合约,尽管为期十年的合同仅仅进行了22个月。

仲裁是非公开的,为期一周的听证最终于今年4月在海牙召开,百沃特要求在此期间双方都不得向新闻媒体公开发表意见,这一要求得到批准。尽管仲裁的进程是保密的,但随着7月份仲裁紧锣密鼓地进行,一大群感兴趣的各方人士密切关注最终陈述递交后的结果。

当初世界银行迫使坦桑尼亚签订了这个合同,而现在它却要看着这个国家受到自身法庭的处罚。世界银行的一位发言人拒绝就此发表评论,但他又说世行最近已经任命了一名顾问,对事件进行全面再查。“我们必须知道哪里出错了,这很重要”,这位发言人说。如果ICSID裁决坦桑尼亚败诉,英国将停止对它的一切基金支付,而后者是前者私有化的支持者和最大的捐助国。而且,世界其他供水和公共事业公司对私有化的未来参与,也会受到仲裁结果的影响。

从援助与发展活动家的角度来看,这个案例是跨国公司践踏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又一例证。罗斯·穆什是坦桑尼亚慈善团体“行动援助”的主管,她说:“百沃特公司的所作所为,就好像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发现了一个只有一分钱的小孩,然后从孩子身上夺走了这个硬币。”

十年前,如果一个公司发表正式声明谴责某个外国政府,会让人觉得十分稀奇。如今的变化是双边投资条约数量的剧增。这些条约是国家间的(通常是一个富裕国家和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经济地位类似的国家间的条约也越来越多),目的在于为商业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特定的保障,比如公平对待和免遭没收。这些条约中规定,企业有权利向仲裁机构对国家政府提出申诉。设在华盛顿的“政策研究所”和食物与水观察基金会发表了一份新报告,其中指出,目前的双边投资条约有2,500多个,而1989年只有385个。在依据这些条约而发生的255起诉讼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在过去四年都遭到了起诉。

该报告对ICSID(其资金来自世界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也由行长兼任)经手的案子进行了分析,结果也表明,2002年以来的大多数申诉都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而且有三分之二的案子都以政府向投资者赔偿而告终。单是阿根廷一国就面临着32起诉讼,在2001-02年的经济危机中,该国遭遇财政崩溃,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起诉的外国公司要求其对这些措施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赔偿。作为另一个极端,目前的诉讼中有1%是针对工业化领头国家——G8集团的。

一些援助和发展团体认为这些双边投资条约削弱了国家主权,并且批评仲裁的非公开性。尽管仲裁员的选择经过被诉者的同意,但没有上诉的权利。百沃特的案子尤其令这些团体愤怒。维基·凯恩是“世界发展运动”(WDM)的政策官员,她最近在百沃特公司的总部外面举行了一次示威。她说,一个失败的供水私有化项目最终却有可能导致一个穷国“在一场异国他乡的秘密法庭审判中被宰割几百万美元”,这是十分可耻的。

5月,玻利维亚通知世界银行,它将在6个月内撤出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即11月初生效。玻利维亚列举了应对企业诉讼的高昂成本。委内瑞拉暗示它也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但是,撤出是否能够让一个国家免于这类诉讼,还是一个未知数。

 一些律师还认为,这类投资者—国家之间的案子是不适用于仲裁的,因为它们涉及公益性问题。娜塔丽·伯纳斯科尼是日内瓦国际环境法律中心(CIEL)的主任律师,在百沃特的案子中,她曾经协助起草了仲裁协议书。她认为,“人类用水的权利”使这场诉讼和正常的投资争议区分开来。“在达累斯萨拉姆,人们期望供水系统能得到改善,”伯纳斯科尼说,“但是,所有研究都表明情况并未得到改善。即使私有部门禁止政府履行其职责,政府也有责任去履行。”

 自从“城市供水”的合同终止以来,达累斯萨拉姆的供水掌握在阿历克斯·卡亚手中。他五十多岁,个子矮小,看上去像个学者,办公室坐落在机场公路上。尽管水的供应情况仍然糟糕,但他显得出奇乐观。他宣称,水费的征收量增加了40%,而成本则降低了。他说他在水利部任职时就支持私有化,期待作为这一进程的成果所带来的改善。“我仍然认为这个做法没有错。我们只是找错了执行者。这把我们往后拖了好多年。”

卡亚轻轻翻了翻文件,算出2006年从用户那里征收的水费总额为170亿先令。也就是说,如果海牙法庭判决坦桑尼亚有错,支持百沃特的诉讼请求,坦桑尼亚政府的赔偿将相当于达累斯萨拉姆人民两年所交的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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