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华林把他生长的地方称作“会说话的坟墓。”从他记事儿起，在郝家寨村，由于房屋下的土地错移和扭曲，造成屋顶塌落、墙壁倒坍、房屋滑动。郝华林的老村子里残留的，只是成堆的灰砖和碎玻璃。
“每当我经过这些房子，都能感到废墟里回荡着‘救命’的尖叫声，”郝华林说，“就像从墓地传出的声音。”
24 岁的郝华林不忍目睹村庄不知不觉地变成废墟，在 2003 年，他开始向当地政府提出有关房屋安全问题的建议。他的顾问是年满 60 岁的郝桂勤，已退休的前村党支部书记。郝桂勤毕生都在为争取郝家寨搬迁而与煤矿矿主谈判。40 多年来，由于煤矿乱开采，郝家寨正在遭到毁灭。
郝家寨村位于中国山西省省会太原市以南约100公里。作为中国主要的煤炭产区，山西也以其土地下沉问题而知名。郝家寨是一个典型例子，那里人为造成的土地下陷移动十分严重，导致废弃矿井周围的村落居民定居地随之下沉。
多年来，郝家寨村民遭受着房屋土地下沉导致的苦难，不过直到1973年，当屋顶塌落夺走了一个8岁男孩儿的生命，他们才最终被迫采取行动。
郝桂勤说，这个年轻生命的悲惨结局激怒了村民们。他们要求他出面与国营水峪矿的上级单位——汾西矿务局进行谈判，要求赔偿并解决房屋倒塌问题。
最后村民获胜，1974年汾西矿务局做出决定，郝家寨村140多户村民，共1000人进行搬迁。后来，郝家寨村其余村民们不得不于1990年再次搬迁。
郝华林说：“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人们可以听到在采矿过程中，瓦片坠落和土地下沉时发出的如炸弹爆炸般的声音。”他的家人住在“上新镇”，那里有一半的住户是1974年搬来的，他们认为此处应该是安全的。但煤矿公司还是把隧道挖到了那里。
华林说，他们的居住条件日益变坏。最初是华林家的房屋外干燥的土地上裂开大缝，然后他又发现他的房间的墙上有手指宽的缝隙。这个缝隙越来越大，直到足够一个成人的拳头穿过。现在屋顶也开始出现裂缝。
“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华林说，“刮风的时候，屋里特别冷，实在受不了了。”
1990年，由于害怕上新镇所出现的土地下沉，郝家寨村其余的住户搬到了山下的“下新镇”。但是最终，倒塌还是发生了。水峪矿声称，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新的下沉与其煤矿有关。然而，在2001年，中国煤炭学会煤矿开采损害技术鉴定委员会委员钟惟林教授和何万龙教授证实，郝家寨的采煤活动导致了房屋受损。他们报告说，下沉的地面与下面开挖的地下煤矿是平行的。
“井下每天挖出4000吨煤，”桂勤说，“对地面下陷我并不觉得惊讶。”
目前水峪矿的年总产量是1960年时的12倍。据中国煤炭学会称，自2003年以来，随着对煤炭的投资超过2000亿元（250亿美元），中国的税收剧增。与此同时，中国在煤矿安全方面的财政支持仅占 GDP 的 约1%，而在一些发达国家，此比例是 3.3%。
2005年，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李连济在一篇题为《我国煤炭城市采空塌陷灾害及防治对策研究》的论文中指出，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听任煤矿严重毁坏土地。的确，中国有 70 亿平方米的土地发生塌陷，国家为此花费了500亿元（68亿美元）。中央政府下达了一条法令，规定在中国发生的采矿损害，“谁破坏，谁付费。”因此，赔偿费用应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煤矿相应进行分担。
对于郝家寨的村民们，赔偿问题比较复杂。村子的损失已不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因为在2000年，上新镇地下的煤矿出租给了村长，他作为经营人负责赔偿。结果是，桂勤和华林不得不同时与煤矿和村长谈判以获得赔偿。
2003年3月，当他们的赔偿要求被忽视，华林和桂勤组织了90个村民到当地的孝义市政府请愿。在他们聚众请愿后不久，他们遭到了警告——两家的窗玻璃晚上被人砸碎了。此时经受着疾病折磨的桂勤决定退却。但华林仍然独自坚持下去。2005年，华林到山西省政府上访。但是，正如他事后回忆道，那才“真正给我家带来了灾难。”
2005年10月21日，华林父亲到村办煤矿上夜班，只有华林和母亲在家。他家的房子只有一间起居室和一间卧室，两个房间是相通的。大约在半夜，华林在起居室睡觉，他母亲在卧室睡觉，他们听到窗玻璃破碎的声音。华林和母亲醒过来，听到有人在院子里小声说话。华林急忙打电话报警，警察回复说他们会赶到现场。
“我家起居室的窗玻璃都碎了，我就挂断了电话，”他回忆说。
“接着，突然有三个人拿着高尔夫球棒和手电筒闯进我们的房间。”
这些人用手电晃着华林的眼睛，让他看不到他们的面孔。
“你们什么时候搬家？”他们大声喊道。
“往哪儿搬？”他问他们。
“这我们不管，但是如果你们不搬，我们就收拾你们。” 他们说。
然后，他们就开始不断地用高尔夫球棒殴打华林。当他的左脚被重重一击时，他大叫起来。
“我母亲听到我叫唤，就冲过来保护我，”他回忆说，“于是有个人也开始打她。”
殴打持续了半个小时，直到他们打不动了才罢手。最后，这些暴徒一言不发扬长而去。
华林爬到电话旁再次给警察打电话，但是警察说他们不能立即赶来，因为所有警察都外出执勤了。
“我们一直等到早上6点我父亲回来，”华林说，眼泪流到了下颚上，“然后他送我们上医院。”
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当时有拍下的照片作证，但随后警察却以缺少线索为由停办了这个案子。
“想起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特别难过，”华林哭泣着。
华林的母亲已经45岁了，身高不足5英尺（1.52米）。她非常瘦弱。自那次挨打以后，她的腿就永久变形了。她的背驼了，看上去更矮小了。
“自那以后我妈哭了很多次，现在她总是害怕那些暴徒再回来，”华林说，“她不想让我再提煤矿的事了。”
康复之后，华林找到村长，但他拒绝为此负责。
“他只是说他不怕打架或者上访，”华林说。
后来，华林父亲被叫到矿主跟前，他为华林安排了一份月工资1500元（200美元）的工作。这份工作只是每天在矿上坐着，无其他事可做。
“我拒绝了，”华林说，“金钱换不来公道。”
华林不觉得他做错了什么。他在日记中写道“官逼民反”，这是一句古代名言，意思是“当官的动蛮时，老百姓就会造反。”“这个谚语已经过几千年中国历史的验证。”华林说。
据新华社报道，2003至2004年间，中国中央政府拨款70亿元（8.75亿美元）用于重新安置发生塌陷的矿区中的居民。2005年，山西省政府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分发70亿元，用于当地居民搬迁——此计划仍在进行中。但问题是，如何能让所有人都得到安置？仅在山西省，就有超过1900个村落和100万以上的居民住在由于采矿而塌陷的土地上。
华林仍然在努力争取去北京，向中央政府有关人员报告发生在他村子里的一切。
“当地政府官员与矿主们私下交易，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华林说，他认为在山西他不可能讨回公道。“这是权钱交易。我们必须要求行使法定权利，因为我们的生活遭到了破坏。”
现在，华林一家依靠他父亲在村办煤矿做警卫每月所得1000元（125美元）的收入维持着。有时候，华林的弟弟和妹妹也会从城市打工的收入中挤出来一点钱寄回家。一家人平日极其俭朴，每天吃手擀面，甚至要省下面汤来喂鸡。有时候，他们用自制的西红柿辣椒酱做一盘炒土豆。
现在，华林和父母挤在家里损坏情况稍好的房间里。其他两间卧室开裂得十分严重，在里面住已经不安全了。郝家寨村有100多户人家住在类似的房子里，在村庄缓慢坍塌的日子中煎熬。
“我知道，如果我能继续上访并大胆说出真相，我是有些希望的，”华林说。“但我仍然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搬家。”
巫楠，2003 至 2006 年担任《北京经济观察报》的国际新闻记者，以及《波士顿环球报》北京办事处的新闻助理。她目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