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候变化议题上，从“否认现实”到“彻底绝望”，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人们往往如鸵鸟般不愿面对现实，一旦意识到问题，便很快对现实“掩面绝望”。于是，“不以为意”的态度很轻易地转变为“无能为力”之感。
尽管到目前为止所收集的证据证明了全球变暖问题的严重性，现在仍有少数人固执地认为全球变暖问题仅仅是社会改良家和科学家为了成为伟大的预言家而杜撰出来的故事。在预测温室气体排放和温度变化之间潜在关系的行动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准确性，这些极少数的怀疑主义者往往紧紧抓住这一点，并以此为借口，忽视科学知识展示出的压倒性证据。
我们对这种策略已经司空见惯了，当年人们就是用这种策略来否认吸烟与癌症之间的联系——如果你证明不了所有的事情，那么就相当于没有证明任何事情。或许我的想法有些愤世嫉俗，但是我总是禁不住去想，这么多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人往往都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确信当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时候，恐怕他们早已不在人世，这是否纯属巧合呢？
华盛顿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针对气候变化问题而进行的最新一次全球态度调查显示，“否认现实”依然是一种很普遍的态度。令人欣慰的是，此次年度调查涉及到的24个国家中，有14个国家将全球变暖问题视为十分严重的问题。而令人担忧的是：对于气候变化最不以为意的国家就是二氧化碳(CO2)排放量最高的国家。
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42%）认为气温升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中国，这样认为的人仅占24%。相比之下，在日本、法国、坦桑尼亚和土耳其，这一数字达到甚至高于70%，在巴西则高达92%。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数字在德国仅为61%；相反英国的56%却在意料之中。
世界上两个最大污染国的民众态度状况令人担忧。与一年前相比，美国和中国的民众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度都有所下降，在中国，当前关注气候变化的人数比重几乎由一年前的42%下降了一半。
这两个国家，一个作为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最高的国家，另一个作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世界第一的国家，都必须站在所有抵抗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速度的全球行动的第一线。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这两个国家似乎总在相互指责。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记录显示，每10个美国人当中就有4个人认为中国才是罪魁祸首，相比之下，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认为他们高油耗的生活方式才是全球气温不断上升的主要根源。稍稍多于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认为美国才应该为全球变暖负责，而只有不到10%的人认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才是主要祸根。
这样的现实让我们陷入绝望，绝望来源于两种借口。其一是政治上的“短视”，认为眼前有太多棘手的问题需要去处理，无暇顾及气候变化。从油价由低到高的攀升过程我们就见识到了这种“短视”。
大约一年之前，最发达国家之间政治对话的议题是如何减少碳排放量。诚然，无碳世界是很不错。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说服沙特阿拉伯从地底开采出更多的碳氢化合物来满足市场需求。政治家们会辩护：当能源和食品价格居高不下的时候，我们怎么能要求选民去为环保做出牺牲呢？在生活艰难之际，绿色环保便难以流行。
不断飙升的油价也确实带来了不少好处。通用汽车公司悍马部门倒闭，关注环抱的美国人可以大肆庆祝一番了。而在英国，曾备受伦敦富豪喜爱的4x4s越野车的销量也正在直线下降。
尽管不合常理，但事实就是温室气体适度减排的代价就是又一笔巨大的财富向少数产油国转移。在任何情况下，与发展中国家碳足迹成指数式扩张的现实相比，从改变交通运输方式行动中节省下来的这几加仑汽油造成的污染又算得了什么呢？
中国平均每周能新建两座燃煤电站。世纪之交，中国汽车拥有量不到100万辆，而据预计，在大约20年内，中国汽车年销量将达到1800万辆——这又将对全球气候产生何等巨大的影响呢？而我们还没有考虑另外一个经济腾飞的大国——印度——对化石燃料的庞大需求。
于是，对气候变化的另一个借口，我们亦深感绝望：控制气候变化难度太大。只有所有国家都一致朝着低碳经济努力发展，气候变化才能够得到控制。如果美国不打算改变其挥霍能源的习惯，如果中国不愿意承担未来经济增长减缓的风险，那么制定出可行的国际条约，实现到2050年温室气体减排80%的目标，还有何希望可言？
是的，改善气候变化的确任重而道远，但同样肯定的是，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坚持相反意见的人可以去读读一篇新的研究报告，即《气候变化问题中国际协议的关键因素》。该报告由伦敦经济学院出版，由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带领的一批专家撰写。
原《斯特恩报告》是2006年为英国政府准备的，它以冷静审慎的笔调，分析了气候变化当中的经济学，这一最新的短期报告放弃了魔法式的解决方案。相反，它将气候变化的挑战分解为多个部分，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如市场机制、技术进步、改变行为等。其核心结论是治疗“绝望症”的良方妙药：“气候变化的挑战是深远的、全方位的和全球性的；但也是可以控制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为了解决目前僵局中的核心问题，该报告制定了详细的路线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分担改善气候变化的重任。
该报告认为，对于发达经济体碳排放的最高限制应当立即执行——这些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但是直到2020年之前，新的国际交易机制不应当给发展中国家设定强制性减排目标。在这期间，较贫困的国家可以通过销售减量凭证来筹集资金，从而最终缩减本国的碳足迹。
我并不认为该计划十全十美。但是与技术相结合，该报告向我们展示了问题是可以轻易解决的。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都支持碳排放交易。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拯救地球可以成为一项“美国使命”，使追求利润的企业家和呼吁更好地管理地球的福音基督徒两大角色结合起来。
对中国来说，或许现在它还有其他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想中国也不愿意在一个极其酷热的地球上走自己的富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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