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亿》播客：海洋物种及国际贸易管制的局限性

龙美诗：大家好，我是龙美诗。欢迎收听由太古集团慈善信托基金赞助、可持续亚洲和中外对话联合制作的4集系列播客节目《30亿》，本节目着眼于香港、中国大陆及亚洲的海洋物种贸易问题。

欢迎回到《30亿》，本系列播客着眼于海洋物种非法贸易问题。我居住在香港。对于这个每年海鲜贸易额高达30亿美元的城市来说，海洋物种非法贸易是个很常见的问题。

节目开播至今，我们已经了解到海洋物种对亚洲美食和中医的重要性，以及像珊瑚鱼和鲨鱼这样的物种如何从发展中国家的海岸被偷运至香港的自由港进行“洗白”和加工，然后被贩运到附近的市场里。虽说是消费者的需求推动了这种交易，但消费行为的改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不足以挽救许多已经濒临灭绝的物种。

本集我想谈谈目前有哪些已制定的法规，以及为什么这些法规没能成功制止这种非法的海上贸易。事实证明，尽管香港是全球海鲜走私的中心之一，但当地执法部门只有一种工具可以追究海鲜走私者的法律责任，这就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该公约共有183个缔约国成员，是最大的保护协定之一。ADM Capital基金会驻香港环境总监古素芬解释了该公约的运作方式。

古素芬：它于（上世纪）70年代签订，用于规范对物种生存构成危害的贸易行为。根据公约，当某个物种被认为因贸易而受到威胁时，将会采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列在附录里。而且贸易物种受到的威胁越大，在附录列表中排名越高，其获得的保护越多。

龙美诗：CITES公约涵盖了三个列表或附录。

CITES [附录]Ⅰ物种受贸易威胁的程度最高。CITES Ⅱ的[物种]受到的威胁相对较小，但仍有灭绝的危险。因此，当一个物种列入CITESⅠ时，就意味着该物种不应该进行国际贸易。如果它被列入CITES Ⅱ名单，则允许交易，但同时必须进行一些监管。因此，实际上，出口国应该评估物种交易的数量是否会对物种的生存造成不利影响。所以附录Ⅱ物种可以进行交易。附录Ⅲ中的物种由各国列出，并由进口国决定如何进行管理，但该列表并不是全球性的。

龙美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中只列出了一些海洋物种。我们稍后再聊这个话题。不过它主要针对的是大型哺乳动物，如鲸鱼、海豚、海象、海豹等，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鱼类，如两种鲟鱼和一种在东南亚被视为美味的鲤鱼。这就是附录I的全部内容，即禁止进行交易的物种列表。

附录II也包含一些海洋物种。其中你会发现这张列表中有张艳波尝试用合成的方法从中药中替换掉的海马，还有伊冯·萨多维心爱的苏眉鱼，也被称为驼峰濑鱼。这种大型珊瑚鱼有着隆起的前额和独特的眼睛标记。当苏眉鱼被列入CITES II中时，伊冯曾向唯一一个允许苏眉鱼贸易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政府建言该如何保持该物种贸易的可持续性。

伊冯·萨多维：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出口附录II中的物种，那么就必须制定一个管理计划，明确出口数量为多少时是可持续的。我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科学机构LIPI有很多的合作，我们花了数年时间帮助政府制定可持续的出口配额，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必须评估印度尼西亚的鱼类种群数量，建立渔业模型。建模工作我没有参与，我根本不是做建模工作的材料。所以我到外面去数鱼。我的工作简单有趣。我们找来建模人员来对数据进行建模，[使用]我们输入模型的参数，然后得出一个数字，这就是安全的出口数量。因此，根据增长率、死亡率和物种的生物学特征等因素，每年大约出口2000条鱼是可持续的。主要来讲，如果超出这个配额，物种数量将继续下降。

龙美诗：像苏眉鱼这样的物种多亏有伊冯这样的领军人物，能够让人们对其日益减少的数量给予足够的重视，可以敦促每三年出席CITES会议的渔业官员和科学家考虑将其列入附录表中。

其他的物种却没有这么幸运，而且通常人们对那些不那么惹人喜爱的动物会完全缺乏同情心。但就像海洋亚洲的加里·斯托克斯在第一集中所说，他打算……

加里·斯托克斯：……让人们能够关注那些没有得到应有关注的物种。这些物种正在遭受掠夺性开采。在我们赖以生存的脆弱生态系统中，每个物种都发挥着作用。然而，我们关注的却是一两个关键物种，而其余的则完全被灭绝掉。

龙美诗：有这样一种海洋生物，不幸的是，它既不可爱，又没有软软的绒毛，这种生物就是海参。它外表粗糙，看起来粘糊糊的一团，像个大肥虫子一样在海床上蠕动。对于这样的物种，很难通过社交媒体成功开展宣传活动。为了推销这种滞销的物种，西方海鲜零售商甚至用了一种很技巧的方式，在菜单上将其称为bêche de mer (法语海参的意思)。

佘国豪：没有多少人喜欢他们。对某些人来说，他们甚至是丑陋的，而且他们也不动。

龙美诗：幸运的是，Bloom Association的佘国豪希望扛起保护海参的大旗。而且现在正是时候，因为提高公众意识，让他们认识到日渐兴旺的海参贸易的后果变得越来越迫切。

佘国豪：1996年[之前]只有不到50个国家将海参运送至香港。但如果看看现在的贸易数据，向香港输出海参的国家已经超过了80个。我记得我曾在太平洋汤加地区和当地的海鲜干货商贩交谈，我当时在他们的工厂里。我问他：“你为什么只卖海参？”他向我解释说，他的父亲过去只贩运鱼翅，可现在捕捉鲨鱼比以前难多了。所以他们转向其他产品。

龙美诗：由于面向鱼翅消费者的宣传活动沉重打击了繁荣的鲨鱼贸易，佘国豪担心越来越多的渔民会转向海参，并消耗大量这种奇特的生物，而主流的环保主义者对此漠不关心。

佘国豪：我记得一些案例，比如太平洋地区一直出口海参。[为了捞]海参，你只要去浅水区转一转，就能捞到。但现在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不得不雇潜水员去更深的地方找海参，因为浅水区的海参都已经被捞干净了。

龙美诗：同时，一边是当地渔民注意到海参越来越难找，而另一边国家渔业管理人员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海参贸易正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

佘国豪：我们和一些出口国谈过，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在出口海参，因为对他们来说海参甚至不值一提。所以我们必须用交易数据来解释，让他们看到自己国家实际上是交易链的一部分。否则他们都不知道。

龙美诗：由于渔业管理人员没有意识到海参正濒临灭绝，谁能指望他们来投票将这个物种列入CITES的附录中？这正是佘国豪和其他自然保护主义者努力的地方，这也许是他们为物种保护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在CITES缔约方大会（CoP）召开之前，他们针对特定地区并组织为期一天的研讨会。

佘国豪：我们将召集不同的人、渔业管理者们坐在一起，共同谈论海洋物种。以我为例，将讨论与他们相关的海参或鲨鱼，因为他们是出口国。

龙美诗：由于香港是海洋物种合法或非法贸易的主要目的地之一，香港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甚至比出口国还清楚地了解哪些物种正在被交易，因为这些出口国可能缺乏足够的数据监测或海关记录。

佘国豪：因此我们设法通过我们的系统让他们看到自己国家的出口数据。有时他们也的确有数据，我们帮助他们进行比对，但通常情况下，香港的进口数据总是高于出口数据。

龙美诗：通过对比进出口数据，佘国豪和他的同事们可以让出口国的渔业管理人员相信某些物种在其水域中被过度捕捞，并且他们应关注即将召开的CITES会议。

佘国豪：因为该国际贸易条约的缔约国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今年有60多个提案（正在讨论中）。有些是陆地的，有些是海洋的…并非人人都知晓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召开一个研讨会，以确保他们了解所有的问题。

感谢赞助商。

龙美诗：多亏了有佘国豪和伊冯这样的人士，让海洋物种得以被考虑列入CITES名录。

伊冯：CITES原本几十年前就已经生效，主要关注的是那些我们通常认为的受威胁、脆弱的大型陆地动物，比如大象和犀牛。事实上，直到2002年，在其签署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开始认真考虑海洋物种在保护方面所面临的威胁和风险，并因此得以列入CITES。

龙美诗：如果CITES成立于70年代，正如索菲早些时候所说，那么为什么第一批海洋物种直到2002年才被单独列出？

伊冯：我参加了2002的会议，海洋物种首次被列入名单，各国的反对意见非常强烈。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国家都是渔业大国 – 渔业，你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鱼类并不算野生动物，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应该对渔业进行管理，而非保护公约的职责。我们从那时起开始了解，开始有所好转。现在人们认识到，许多海洋物种可能受到威胁，种群的生存压力过高。所以我们已经克服了这个障碍。当然，现在广泛的共识是，粮农组织不管理渔业，它只是一个提供指导的顾问机构，而且为了管理渔业和控制贸易，我们需要适当的工具，如公约、措施及国际公认的协议等。

龙美诗：一方面，将野生鱼类视为野生动物竟如此困难，这一点让人震惊。另一方面，它确实也有道理。当我说到鱼类时，我们中有多少人能想到它是动物而非食物？

伊冯：海洋物种在各国面对的阻碍仍然很多。各国不像对待陆地物种那样认真对待海洋物种。例如，陆地物种可能由林业部管理，各地区通常都是这么做的。渔业或鱼类、海洋物种则由渔业部管理。这些部门相互间不交流，都是各自为营。渔业为的的就是生产和粮食，关心的就是增产。因此，围绕这些不同自然资源的整体心态已大不相同。这两个部门正走到一起，但要让人们认真对待CITES上的渔业物种还要经历一番挣扎。而且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问题都是这种心态遗留下来的问题。

龙美诗：有时候，将海洋物种列入CITES的过程完全受到与其国内渔业关系密切的相关代表的阻挠或破坏。海洋亚洲的加里·斯托克斯对此深有感触。

加里：我参与的一件事就是揭露了一个新加坡人，他实际上是CITES的新加坡代表 – 他是动物委员会的成员，名字叫Giam Chu Hu博士。17年来他基本上从内部阻止了所有鲨鱼提案。CITES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一名科学家提出：“我们认为这个物种正在受到威胁。”他们将这个提案呈交给动物委员会。他们审查所有内容，然后列出了下一届缔约方大会需要讨论的所有议题。然后代表们才开始进行投票。他阻挠该提案长达17年。所以我们驱逐了他，揭露了他，把他的所作所为全部曝光。因为我们确实注意到当时的秘书长约翰·斯坎伦，那时他刚刚上任，你可以看到他的挫败感。他努力让CITES重回正轨。然而，组织里总有一些害群之马，打着自己的算盘。CITES过去没有利益冲突条款，这才使得Giam博士得以逃脱。 也正是因为CITES当时没有利益冲突条款，所以他仍然留在了CITES，因为只有新加坡政府才能让他离职。他们不想这么做，因为这就相当于承认他是腐败分子。所以他还在那儿，但他已无法兴风作浪。这件事带来的好处是，我们有了一个清晰的利益冲突案例。约翰·斯坎伦然后就此设法推动设立相关条款。如今，CITES已经订立了利益冲突条款。

龙美诗：但是，虽然利益冲突条款可保证代表在保护濒危物种方面无利益冲突，但CITES的整个流程中仍有一个任何人难以弥补的缺陷：选择退出的能力。

加里: CITES最荒谬的部分是，在做了所有这些工作之后，所有科学家提供了全部数据，然后建议应该将哪些鲨鱼列入名单，然后召开会议，人们都从世界各地飞到这里，所有代表齐聚一堂，然后进行投票，最后成功将其列入附录中…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提出要对这个列入附录的物种采取“保留态度”。因此，一个国家可以说：“实际上，我们想要采取保留态度，我们不想严格遵守这条。”所以你实际上不必遵守该物种的任何规则。像日本，它对每一种鲨鱼物种都采用了保留态度，对鲸鱼也同样如此。事实上他们对大多数海洋物种都采取了这种态度。因为你提出采取保留态度，基本上是在说：“是的，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承认这一裁决。”

有意思的是，现在中国也按下了抢答器，他们也想发言。他们说：“我们不会采取保留态度。但是，我们确实认为执行起来非常非常困难，但我们会尽力而为。” 我想这很重要。他们承认，我也承认，实际贯彻执行是多么困难。这就到了问题的关键：如何执行？

龙美诗：当保护主义者费劲千辛万苦将某种海洋生物列入CITES后，结果这些附录在香港这样的重要的海洋物种贸易中心几乎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伊冯·萨多维和古素芬解释道。

伊冯：鲜活的海鲜进入香港，每天都有船只进港。每天海运和空运来大量的鱼。我认为针对空运进口，有一些相当完善的检查和核对制度。其中一个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是船运，因为他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随意出入。

古素芬：这是一个自由港，设立的目的本身就是使货物自由出入。它完全是一个中心。它根本上就是一个快速、简单、四通八达的港口，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货物，同时人们也会利用这个系统。

伊冯：船只进入香港时，大多数进入香港的货船必须向海事处报告其出入境时间。他们必须要提交载货单和声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这样做，但很难被抓住，因为他们有向海事部门报告其活动的豁免权。恐怕现在这听起来非常复杂，但事实是，渔船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几乎不受任何监管。很难跟进这些船只从而确定他们是否报告，因为他们受到豁免，可以不对活鱼进行申报，不报告船只的移动情况等。

龙美诗：与此同时，由于其中一些海洋物种的价值，海洋走私已经达到了CITES最初达成时所无法预测的水平。

古素芬：因为CITES是20世纪70年代制定的，世界的整体环境比现在好，不是吗？ 对保护的关注较少，担忧较少，而且这是一项贸易公约。但现在我们的情况大不相同了。野生生物生存的压力要大得多，CITES还不足以保护世界上的野生动植物。

龙美诗：在一个靠兜售海鲜赚大钱的城市中，像CITES这样的系统很容易被心怀不轨的人所规避，在打击海上走私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这些不足为奇。

在下一期的《三十亿》节目中，我们将了解如何寻求CITES以外的解决方案，终止海鲜走私，并最终将海洋资源的产业化捕捞行为认定为严重犯罪。

《30亿》系列播客由本人龙美诗和中外对话联合制作。本季节目由山姆·哥伦比创作并编写脚本，克里斯·伍德负责混音。感谢我们的赞助商太古集团慈善信托基金，感谢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的张春和马天杰、伦敦办公室的莉齐·赫斯林，感谢我们的翻译乔茜·陈，旁白克里斯特尔·吴。采访在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完成，引言和结语部分音乐所使用的乐器均由亚历山大·莫贝森利用回收废弃物改造制作而成。更多关于他的音乐的信息，请见kalelover.net.

翻译：于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