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定保护地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手段之一。2010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第十次缔约方大会为保护地的面积设定了全球目标，希望到2020年能把全球至少17%的陆地和10%的海洋面积保护起来。世界各国在2020年实现了部分目标，然而全球需要一个新的、更雄心勃勃的目标来阻止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快速损失，其中包括在2030年时保护全球至少30%的陆地和海洋区域（“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初稿）。如何实现这个新的目标将是即将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二阶段部分、以及刚举办的《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的重点讨论内容之一。
中国在2011年起筹备了国家生态保护红线政策，该政策旨在确保对维护生态安全和功能至关重要的地区的生态功能、面积和性质都不被改变。这一政策可以使一些并非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要目标的地方，例如受红线保护的水库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在实现其管理目标的同时附带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效果，并因此符合《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对 “其它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的定义——自2019年IUCN发布了OECM的认定标准和指南以及OECM数据库上线后，OECM已经可以被计算入保护面积目标。
中国目前各级各类海洋保护区面积占比大约为4.1%，而当前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将中国包括绝大多数保护区在内的超过25%的陆地和海洋纳入保护，因此，生态红线如果被纳入OECM，对中国以及其它国家和地区共同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新的保护地面积目标及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的生态红线政策对保护区系统进行了完善。
红线区域的选择完全基于科学, 决定对哪些区域或栖息地进行保护，都是建立在对自然和人类所能获得的收益进行技术评估的基础上。
而此前中国已经建立的多种类型的保护区则需综合考虑各种其它非生态因素。
生态红线“自上而下”的设计使决策者可以通盘考虑，对整体地貌进行整体和统一的管理。
为进一步明确生态保护红线政策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的积极影响，最近我们比较了沿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生态保护红线边界对沿海172个水鸟重要湿地的覆盖程度，并发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覆盖了42个沿海水鸟重要湿地，但在同时考虑红线范围后，这两个保护政策覆盖的沿海水鸟重要湿地则大幅度提高至126个。
这是根据水鸟的活动范围所做的保守估算。其栖息湿地只要在有效保护区域的4公里范围之内，就可算作得到保护。我们的研究以保护最为严格、保护边界数据也最清晰完整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参照，并未详细梳理其是否纳入其它各级保护区。事实上，由于保护区的范围有限，许多重要湿地要完全依赖红线的庇护。
这其中，就包括极危物种的勺嘴鹬（Calidris pygmaea，国家一级保护）在广东平岗（Spoon-billed Sandpiper Conservation Alliance 2020）和广西西场的越冬地和迁徙停歇地。这两片湿地是勺嘴鹬保护联盟在近年调查中认定的越冬地和迁徙停歇地。它们过往缺乏水鸟相关的调查信息，最近几年由于勺嘴鹬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并在经过一系列大范围调查后发现这两片湿地原来有稳定数量的勺嘴鹬过冬或迁徙停歇，是勺嘴鹬保护的重要地区，因此也达到了国际重要湿地的标准。然而由于建立传统的保护区耗时较长而且需要资源投入去规划，并与有关部门协商，短期内成立自然保护区并不现实。所幸它们毗邻“重要渔业海域限制类红线区”、“滨海旅游区限制类红线区”和“红树林限制类红线区”（在确保红线区域内的生态功能、面积和性质都不被改变的前提下，才可以考虑适当开发利用）以及“海洋自然保护区禁止类红线区”（禁止开发），因此能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其它类似情况还包括国家二级保护的濒危物种大滨鹬（Calidris tenuirostris）。最近几年在辽宁营口和盖州的调查，曾记录得60,000只大滨鹬（占全球大滨鹬总数量的14%）在迁徙期间停歇当地觅食补充能量，为下一段迁徙旅程做准备。这两地是大滨鹬重要的迁徙停歇地，但大滨鹬在这两市活动区域内的许多湿地并不属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幸好因为位于生态红线限制开发区内而受到保护。
除了及时保护下这些偏僻无名的重要湿地，生态红线也曾救下差点陷入开发泥潭的深圳湾。与香港米埔湿地一河之隔的深圳湾，有部分潮间带湿地虽然不属于国家自然保护地体系的范围，却是重要的水鸟栖息地。通过监测发现，一些冬季栖息于深圳湾的水鸟如红脚鹬（Tringa tetanus），活动范围并不仅限于的米埔湿地保护区和临近的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是分散于整个深圳湾滨海湿地和浅水区。2020年曾有开发商计划在这片水鸟栖息地内发展游船旅游项目，对湿地潮沟开展疏浚工程，但后来因该区域属于深圳湾重要滨海湿地限制类红线内等原因，计划最终没有被通过。
以上的例子均表明如果生态红线政策得以有效实施，落实其管理初衷，那么受到保护的沿海水鸟重要湿地数量将会增加两倍。虽然当前中国尚没有“OECM”的识别和认定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国家生态保护红线政策能够被认定为”其它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不仅能扩大被国际认可的保护地面积和覆盖范围，也能有效保护当前保护地体系之外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并且为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一个重要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