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年前，为了将水从深深的矿井中抽取出来，托马斯·纽可曼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获得商业成功的蒸汽机。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从他的手中接过了打开通往地球化石燃料资源宝库的钥匙。进而藉此推动了工业革命。从那时起，自然界就在经济学家、会计师、工程师、政治家的低估下一退再退。然而，如今，新的变革正方兴未艾。资源限制又一次引发了变革。但是，这一次，一小部分具有创新精神的经济学家和会计师却走在了前头，与活动家、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商业领袖、以及政治家们齐头并进。
德意志银行市场部前执行官帕万·苏克德夫就是一例。他将在2010年下半年发表TEEB研究的研究成果。TEEB指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起的一门学科。帕万以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都将工作重点放在未来几十年我们所面临的所谓的生物圈经济的创新性研究上。证据显示，它将与最初的工业革命一样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经济将与生物圈共生共存，而不是相互排斥。
损失的经济价值让人难以置信。例如，根据TEEB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仅森林砍伐所导致的地球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退化所造成的自然资本的价值损失每年在1.9万亿美元（13万亿元人民币）到4.5万亿美元（31万亿元人民币）之间。此外，在等式的另一边，现行的市场理论发生转变所创造的商业机遇也令人瞠目。
在这些研究成果的推动下，一些与众不同的新的见解 从生态系统科学的最前沿涌现出来。例如，今天，我们明白了热带雨林起到了淡水泵的作用。亚马逊河每年产生并输入大气层中的水分达8万亿吨左右，形成一条连起世界各地热带雨林的空中汽带。据我们所知，砍伐亚马逊流域的植被将不仅使南美地区产值高达万亿美元的农业中心的降雨减少，还会使千里之外的中国的降雨减少。
无论我们愿意与否，也不论我们对这一切是否已经胸有成竹，我们正在步入一个生物圈经济的时代—一个商业和政治愈来愈关注自然资本的未来，我们正在弥合人造资产和自然界的生态基础设施之间的距离，而生态基础设施是我们经济和社会的基础。生物圈经济从“无形”的生态系统服务,如自然界产生的水、土壤、以及清新的空气等逐渐转化为确定出一系列有形的商业问题。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将重点从商业活动所产生的污染、森林砍伐、以及资源退化等 “外部效应”转为对市场和企业评估机制的重新思考。
随着人们对于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有了更深入的科学认识（直至最近，它们的价值还被人们视为是理所当然，或者在等式中被直接加以忽略），我们看到人们对以下几个方面的兴趣日渐浓厚：即对生态系统提供的、诸如洪水治理及降雨调节等主要服务进行定价；建立可以进行相关支付的机制；以及开展可以推进新的市场价值模式的业务等。
有一点十分明确：对于许多商业领导人而言，围绕生态系统服务展开商业案例讨论的吸引力要明显大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情感诉求。正如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生态系统项目经理米凯尔·卡勒索所说的那样：“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从商业的角度要比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更加具有实质性。我们所说的有淡水、粮食作物、授粉、纤维、以及控制水土流失等。这些因素能够与商业模式和生产流程中的其它投入契合到一起。我们将会看到，过去那种将环境问题看作是风险管理挑战的应对方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转变为通过认识到企业对生态系统的依赖，进而发展新的商业机遇。”
不幸的是，对于自然界给予我们的教训，人类却常常迟于接受。其结果就是，历史表明，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崩溃瓦解。如果我们选择及时清醒过来的话，这一切都并非无法避免。例如，1998年，长江流域遭受特大洪水，造成损失高达1360亿元人民币（200亿美元），受灾人口近2.5亿。瑞士再保险公司部分承保了这次风险。中国科学院认定，洪水和上游流域的森林植被减少有关。
其直接结果就是，中国政府制定大规模退耕还林计划，取缔了一些工业，并计划投入总额6800亿元人民币（1000亿美元）左右进行自然资本资产（如森林等）的投资，对河流进行治理，使其在水利发电、灌溉、及防洪等方面发挥作用。
大多数商业领袖，以及许多政治家们对这些巨大的挑战仍然视而不见，认为它们不过是政府的保护措施而已。然而，越来越多的全球商业领袖对即将到来的巨变已经有所察觉。例如，2010年初，有29家全球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参加了WBCSD。包括美国铝业、波音、先正达、索尼、易昂、宝洁、杜克能源、丰田、印孚瑟斯、以及大众在内的企业公布了他们的“2050愿景”报告。他们预计，未来，市场价格将会如实地反映商业运作的生态成本。
您是否想到，在各个企业、各行各业、各个城市、或整个区域经济中，有人会成为我们新的生物圈经济的赢家，而有人会成为输家。瑞士再保险就明白这点，那些签署WBCSD研究的首席执行官们也明白这点。然而，关键问题是，你如何尽早发现不同，从而采取行动呢？
一种可能的办法就是看一个经济、行业、或者企业生态透支的严重程度。今年底，一家将环境评估引入主流商业领域的公司，Trucost，将发表它的一份报告。报告得出的结论是，2008年，全世界30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的“生态负债”达2.2万亿美元（￥15万亿元人民币），平均相当于超过他们利润总额的30%。金融机构和市场一旦了解了此类信息，并采取行动，那么一切都将会不同。
约翰·艾尔金顿，飞鱼星组织执行主席，SustainAbility组织的非常务董事。
亚历杭德罗·赖特夫斯基，飞鱼星组织通往规模之路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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