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莫雷是西欧可再生能源市场的顶尖投资者，在可再生能源和常规能源项目上都有丰富的经验。他现在为英国的私募股权企业HgCapital公司工作，手中掌握着高达3.03亿欧元（3.89亿美元）的欧洲可再生电力项目基金。
谭·科普塞（以下简称谭）：作为一个开场白，请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工作内容。
汤姆·莫雷（以下简称莫）：2002年，HgCapital将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定为主要的投资方向。我们对这一部门进行了研究，决定向风能、太阳能和小水电等成熟技术的部署方面进行产业规模的投资。我们得出结论：有形资产的拥有将给投资者带来最好的风险调整收益。我们的投资者主要是来自欧洲、英国和美国等全球各地的养老基金，各国政府从很早之前就在努力吸引它们进入这个部门，以实现低碳能源的未来。
谭：你能举一个关于成功经验的具体例子吗？
莫：最受到认可的投资项目是哈瓦斯纳斯，这是瑞典最大的陆上风能发电场，正是它开创了瑞典风能部门项目融资的先河。哈瓦斯纳斯目前已经实现并网发电。
实际上，斯堪的纳维亚所有的发电产业，无论可再生还是常规的，都曾经全部属于Vattenfall（瑞典）、富腾（Fortum，芬兰）和StatKraft（挪威）等国有公司。我们进入了一个没有此类项目长期银行融资先例的市场。瑞典还有一个新的支持系统，即以英国模式为基础的绿色证书体系（这是一个国家交易机制，用认证书证明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的买卖情况）。
我们必须对绿色证书市场进行彻底的研究，这项工作之前做的并不充分。我们进行了发展预测，并探究了价格制定的来源。我们争取了北欧电力交易所（Nord Pool ）的电力资源，这个交易所使得电力生产商和零售商能够在这种难以捉摸商品上获得稳定的价格。在英国，公用事业公司将和可再生能源企业签署15年的电力收购协议，但瑞典则不同，企业只能奋力挤入北欧电力交易所的市场。
我们必须和伙伴通力合作才能进行这项非常复杂的的建设。这个拥有48台风力发电机的项目位于一个非常偏远的森林地带，为此我们修建了50公里地方公路、铺设了35公里地下电缆，并架设了20公里地面高压线。为了与高压电网相连接，我们还修建了一座大型变电所，每座风力发电机下面都埋下了重达700吨的水泥基座。所有这一切都位于瑞典中部茂密的森林腹地，如果有人受伤的话，救护直升机要飞两个小时才能到达。在一个如此偏僻的地方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基础设施。
很多人都认为修建风力发电场非常容易。这完全是一种“即插即用”式的想法。建设的复杂程度是你难以想象的。我们必须把所有因素都考虑进来，必须把银行拉进一个从不知道项目融资为何物的部门。然而我们只用了大约四个月就搞定了一切，这实在是一种破天荒似的创新融资。项目经过为期两年的建设，在7月9日按照预算交付使用。现在它已经开始运营，我们也开始盈利。这是可再生能源产业如何从小产业走向更大、更成熟的一个鲜明例子。
谭：近两年全球的经济状况非常艰难，而可再生能源的预付成本比传统能源形式要高得多，请问你如何在经济衰退中实现项目的融资？
莫：在我们看来，我们在经济危机期间的融资与平常并无区别。我们注意的焦点总是放在最高质量的项目上。我们不想冒技术风险，也不打算使用最大的风力发电机。我们寻求的是对更好的能源进行投资。所以我们不会在德国做太阳能，尽管那里的上网电价非常优厚，但却没有很好的光照。我们认为项目长期的价值还在于资源，不管是风能、太阳能还是水能。所以我们的着眼点是对更好的资源投资，并尽可能把最好的设备用在这里。
我们一向的做法就是进行相当保守的金融和合同架构，以便减小和分散风险。比如，在瑞典风力电厂的建设过程中，主吊车（重700吨，高120米）连根翻倒在路上，这究竟是由于驾驶员的失误还是道路塌陷已经无从考究。全欧洲只有三台这样的吊车，好在我们与一家承包商有协议，因此得以在短短三星期内让另一台吊车赶到现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你不可能在十二月的瑞典进行风力发电机的安装，必须在夏秋两季完成。
只要有了质量的保障，就永远不怕没有融资。
谭：很显然政府政策和法规对这个产业来说非常重要，这对你们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莫：无论可再生能源、常规能源、石油、天然气还是核能，整个能源部门都是政策驱动的，也都受到补贴。如果你在这个产业有多年经验，就会明白必须和政府及政治家建立起稳定的关系。政策总是在发展的，因此我们如今看到的这些变化并不会对我造成多大困扰。
在开始投资之前，你必须弄清目前可再生能源和低碳政策的目的何在。这个目的是双重性的。首先，要在争取进行常规电力定价的同时，给予可再生能源一个市场份额和发展空间。其次，要把这个产业提升到产业化水平，以降低其生产成本，使其具有竞争力。如果你能按照真实成本对常规电力进行定价，再参照这一价格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到某个点上使两者能够会合，这样就不用再对可再生能源技术进行补贴了。
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太阳能光伏产业的例子，就能看到切实的希望。德国、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稍微弱一点），都表示要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它们期待这一产业带来的就业、生产的繁荣，期待规模的扩大，期待更多太阳能发电的入网。那么它们怎么做呢？做法就是推出鼓励政策。而收到的效果就是产业热烈的回应。过去几年中，太阳能光伏产业的生产能力和效率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增长，我们看到了太阳能薄膜和多晶硅电池板的繁荣。这一切促使太阳能电池的价格在过去两年半中下降了60%，未来两到三年还有望再下降20%到30%。按照这一趋势，政府绝对可以开始下调太阳能发电的价格，因为预付资本成本已经实现减半。这就是这一政策发挥效用的方式。
谭：你在全世界的能源市场都有丰富的经验。请比较一下在欧洲投资和在美国、中国有什么不同。
莫：我们就拿美国、西欧和中国、拉丁美洲以及其它新兴市场作比较。在权利的可执行性、法规的稳定性、市场对外国投资的开发性以及对外国投资的尊重上，欧洲和美国具有比较好的传统，而其它市场通常是没有的。但很明显一些国家在不断改善。中国曾经做过对外国投资有损害的事情，拉丁美洲也承诺要维持电力行业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但常常无法实现。
我真正能够进行比较的是欧洲和美国。美国喜欢通过减税的方式来促进投资，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部门。因此它的鼓励机制通常以税收抵免的方式出现，刚刚又增加了补助金的方式，因为能使用税收抵免的人寥寥无几。
欧洲的补贴方式是账面上的，即生产者获得更高的电价收入；美国的补贴则是账面下的，即电价不变，但政府减少对生产者的税收。
这其中的意思就是由于税收抵免体系的运作方式，美国能吸引的潜在资本来源比较少。要想利用税收抵免的优势，你必须成为美国收入税的纳税者，必须有缴税收入来充抵税收抵免的金额。这正是为什么AIG、互助人寿保险公司甚至高盛等大型金融企业都拥有风力发电场，就是因为它们可以用税收抵免来抵消投资银行或者保险收入（要缴的税款）。
这同时也意味着包括养老基金在内的常规投资市场的更多成员无法在美国投资，因为它们并不在美国付什么收入税，税收抵免对它们没有任何意义。通常外国投资者在美国的缴税收入非常少，因此这个体系对它们也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在欧洲，由于政府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补贴通过提高收益的方式实现，所以就拥有更广泛的投资来源，包括养老基金、个人资本、企业资本和公用事业等等。换句话说，欧洲可以获得的资本来源要深得多，广得多。
谭·科普塞，中外对话发展主管。
汤姆·莫雷，HgCapital公司可再生能源团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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