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娜·希尔：弗吉尼亚大学景观建筑系主任。
杰瑞德·格林（以下简称“格”）：在近期召开的有关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会议上，您曾说，由于城市热岛效应，城市的温度一般要比周边地区的气温高。因此，城市正挣扎在“气候变化的边缘”。 对减轻和适应气候变化而言，我们能够从城市温度升高中汲取哪些最佳和最糟糕的经验教训？
克里斯蒂娜·希尔（以下简称“希”）：事实上，目前为止，在我看来，或许除了毫无准备外，还没有什么是最糟糕的。在美国，我们生活在一个我称之为美国媒体泡沫的环境中。与加拿大和欧洲的媒体不同的是，美国的媒体没有将气候变化作为卖点。由于美国大众看不到世界上其它地方的头条新闻，所以他们也不会明白其利害关系。因此，选举产生的官员们也不愿采取行动。然而，世界其它地区却已经着手开始准备。我们经济的未来，以及多数公民的健康、安全，及福利都要依靠现有的最佳实践。
就我所知，可以简单地将最佳措施划分为三类：保护、再生、及设施更新。即，对最为脆弱的人群和地区，尤其是那些未来最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的地区和人群提供保护；恢复各种基础资源，如土壤肥力、水资源的质量和数量、空气质量、以及人类健康等；设施更新，即改造城市系统——建筑、交通、景观——从而减少能源使用（能源使用就意味着CO2的产生，除非只使用清洁能源），减少当地无法再利用的废弃物的产生。大多数的美国城市慢慢地开始估量他们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而欧洲城市则已经采取行动，并且提供了一些实用的经验教训。
各城市正徘徊于气候变化的边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当多的人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时，他们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鹿特丹正投入资金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能够“抵御气候变化”的城市。鹿特丹是欧洲最大的港口城市，其人口在荷兰人口总数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荷兰相信，他们有能力应对水文动力方面的不断变化。他们相信，这种能力不仅能够解决国内所面临的问题，而且还能够作为一项主要出口——在与世界各国的城市共享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获得收益。
伦敦在泰晤士河上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防潮闸。由于市中心的土地极为脆弱，再加上人口众多，如果不加以保护的话，其后果无法估量。同样是受其市内港口所处位置的驱使，汉堡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洪水可以在城中横行。然而，大部分的城市新区在设计时则考虑了高水位的情况，如防水停车场，高出街道20英尺的紧急疏散路网，一层不设住宅单元等。甚至连这个港口城市新区的公园在设计时都将抵御波浪和风暴潮的冲击考虑在内，或是随着水位的上涨而浮动，或是在设计中大量融入洪水退去之后只需稍事冲洗的硬质地面。
这些都属于适应措施中 “保护”范畴的例子。然而，从伦理的角度而言，城市保护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保护那些居住在城市中的最易受灾的人群：儿童及其监护人（通常是单亲母亲）、病人、及老人等低收入人群。
在世界的任何角落，稍微具备财力的人都可以保护自己。他们可以买更好的空调，能够随着燃料价格的上涨支付更多的电费，洪水来临时能够避难于宾馆，需要时能够获得医疗保障，甚至还可以在受灾影响较小的地方购买住宅后举家迁移。然而，对于那些出生在贫困家庭、母亲不得不一边工作一边没有任何补助地照顾他们的孩子来说，情况则大为不同。新奥尔良的许多月光族们在卡特里娜[飓风]来袭时就没有撤离。之所以这样，并非是由于他们固执的不愿撤离，或者是因为不了解飓风的威力，而是因为时值月末，他们没钱住进汽车旅馆，更或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车逃离。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还挣扎在贫困线上。如果我们想要适应气候变化，那么我们就需要帮助这些人适应。
格：纽约、伦敦、以及其它主要城市都已经开始着手制订详细的气候变化适应行动计划。在制订这些计划的过程中，这些城市应当注重哪些方面？对于那些资源有限、规模较小的城市而言，他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希：在美国，就数芝加哥的气候适应计划最为详细，并且最具有战略意义。即便如此，他们也只是对问题所在具有充分的认识而已，并没有多少解决方案。这主要是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将会层出不穷。在我们的政治气候中，很难花费大量的公共资金用于解决还远未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困扰的问题。
过去的一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冬天，华盛顿特区遭受了罕见的大规模暴风雪的袭击。人们由此宣称“全球变暖”是一场“骗局”。到了夏天，我们却经历了地球上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排第二位的年份则是2005年。让人们难于理解的是，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气温的逐渐升高，而是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极端气候的不断增多的局面，从降雪到高温，从洪水到干旱。巴西今年遭受了洪水的袭击。巴基斯坦目前也已有数百万群众的健康和安全受到影响，其中大多数是儿童。
各城市需要认识到，我们计划应对的不是夏季平均气温上升2-10度，而是降雨、洪水、干旱、以及热浪的持续侵袭等新的极端气候的发生。我们的基础设施将面临这些极端气候的挑战，我们的生活也将受其影响。各城市需要关注这些极端气候，并投入资金从而能够从极端环境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两方面更加灵活地应对这些挑战。
这就是我所说的“设施更新”。城市体系意味着大笔公共资金的投入。一旦建成，在对这些昂贵的系统进行大规模更新替代之前，其产生的相关建设费用存在很长的滞后时间。
不论是从财政的角度，还是从土地的新用途而言，撤掉高速公路都不无道理，因为无限期地保有一条使用率低下、污染严重的道路代价高昂。（纽约） 南布朗克斯区的谢里登高速公路被取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取而代之的也许是公租房和商品房、以及公园等建筑。公园能够在气候炎热时提供清洁的游泳场所的同时，提高该地区抵御洪水的能力。短期内，这种资本投入虽然高昂，但是，却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节省公共资金，并同时增强抵御能力。如果我们希望各城市能够避免无谓的花销，以及最后所导致的生活品质下降，经济竞争力减弱的窘境，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从根本上转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摒弃公共基础设施“多多益善”的老思想。
城市作出他们的公债决策时应注重抵御能力。如果他们只是投资于高速路的以旧换新项目，而没有显著增加公共交通这样能够替代驾车的交通方式的话，他们就大错特错了。那些城市将长期为非适应性项目支付费用，这样他们就没有钱来为适应性付费。而另一方面，由于公共交通这样的项目将会拓宽未来居民的选择范围，因此，在不断发展的城市中，应该可以延长此类项目的偿债期限。如此一来，这些项目的造价就更加低廉。这些项目投资于未来，增强了我们适应燃料价格上涨等趋势的能力。因此，它们是投资于抵御能力的项目。
我认为，各大城市在投资时将不得不将集中化基础设施与分散式基础设施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小型城市将有可能不得不在鼓励人口集中化或者让更多的人以合理健康的方式分散居住这两种方式中作出抉择。在人口密度更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集约化系统，使这些小城市更加宜居（减少驾车、使周边居住环境变得更加适宜步行、以及更加廉价的基础设施服务等）。而当家家户户在能源、用水、及排污等方面都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并且能够使用更加清洁的交通技术（电动汽车）时，小型城市就可以提供更少的服务，并且能够通过遏制成本增长来使自身具有更强的抵御能力。
后一种战略乐观地认为，清洁度更高、并且以家庭为基础的技术终将发展成熟并且价格低廉，并且人们将会愿意生活在他们自己限定的范围内。在技术方面，我不是一个乐天派，所以我主张高密度战略。
杰瑞德·格林：美国景观建筑师学会网站内容及战略经理。
此次访谈最初由美国景观建筑师学会发表。本站经授权予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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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图片为凯特里纳飓风后袭击新奥尔良后的洪水，由 K38 Rescue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