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维亚•博伊德（以下简称奥）：根据最近的调查，知道下个月举办生物多样性大型峰会的人寥寥无几，是不是因为和减排等其它问题相比，这一问题吸引的注意太少了？
艾哈迈德·朱格拉夫（以下简称朱）：绝对是这样的。我认为在空前的生物多样性流失面前，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觉悟的缺乏，对决策者来说，有时候还有忽视的问题。今年五月，我们发布了《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这是在我们收到的150多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情况政府报告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中包含的信息非常糟糕，令人惊恐。报告肯定说如今生物多样性流失的速度是自然灭绝的1000倍，我们收到的报告中有89%指明气候变化如今已经成为生物多样性流失背后的一个主要驱动力量。
报告还预测说，如果我们纵容“一切照旧”做法继续的话，很快就会达到专家们所说的“引爆点”，这就意味着生态系统及其对地球的服务功能将遭受不可补救、不可逆转的破坏。报告还预测，接下来短短几十年的情况将决定未来几百万年的生物多样性的命运。因此，我们呼吁所有国家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高举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旗帜，摒除“一切照旧”的做法，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改变与自然的关系。
9月22日，我们在联大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是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全世界192个国家的首脑或代表首次用整整一天的时间来讨论生物多样性的议题。讨论的总结将送交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会议。届时将有1万人参会，并议定新的战略规划。这个战略规划将包括2050年的长期目标和2020年的短期目标。
乔伊迪普•格普塔：世界各国都没有实现2002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承诺，你和你的同事们都说，这个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在制定国家规划时没有把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考虑进去。那么又是什么让你有信心认为各国现在会改变它们的规划进程呢？
朱：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110个国家的首脑同意到2010年减少生物多样性的流失。此前的2001年，在瑞典哥德堡，欧盟决定到2010年制止生物多样性的流失。但是这些目标都没能成为国家的优先要务，无论在联合国大会还是在G8峰会上，都只停留在会议的层面，口惠而实不至。只依靠开会、作决议、重申什么什么措施，是无法实现目标的。
在名古屋会议上即将达成的任何目标都必须被当作国家和地方的优先要务。所有与会方无一例外，都会被要求在2010年到2012年修订其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各国的战略目标是把国际层面上的共识协议转化为国家行动的载体。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有140个国家制定了全国战略和行动计划，但大多数都被束之高阁，保护工作已经完全跟不上事态的发展。我们也呼吁市长们（将有300多位市长参加名古屋会议）在城市以及州县等层面上实施这个行动计划。
这不仅仅是一个计划，而且是一个落实方式。名古屋会议将要达成的计划中有一个章节都是关于落实的，包括的条款涉及新的和追加的资金来源、能力建设、经验交流和最佳实践的推广等等。这个计划还将包含检测与评估。我们不能坐等到2020年然后说我们失败了，而是将在2015年进行一个中期评估。我们还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在2015年9月2日举行一个首脑会议，对成败进行评估，以便采取矫正措施。各国政府必须在2015年递交一份报告，总结名古屋目标的落实情况，并且在计划到期前一年的2019年递交一份最终报告。
此外，日本还决定设立一项生物多样性基金，旨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对计划的落实。这是相当大的一笔资金，日本首相将在名古屋会议上宣布这个消息。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会议将通过一个南南合作的行动计划。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南方国家有能力也有道德上的义务去帮助其它南方国家。
最后，与上述行动计划一起通过的还将有一项基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 (ABS)的议定书，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法律工具和环境。
奥：请你简单介绍一下好吗？这样一个体系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朱：这是将近18年谈判进程的结果。其理念就是让化妆品、制药和农业生物多样性企业在亚马逊、刚果等地获取基因资源，允许他们一如既往地利用这些资源，但必须和生物多样性的所有者——当地的原住民和社区一起分享由基因资源的商业化所带来的收益。这将改善他们的生计，并让他们有一个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动力。如果没有动力，当地社区就没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理由。而这将成为落实“新千年发展目标”、减贫、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
乔：鉴于外交官们至今还没有没有完成草案，而且在关键点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对于这样一个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协议你究竟有多大的信心？
朱：我百分之百地肯定参加名古屋会议的没有一个人能承担得起失败的后果。日本之所以非常积极，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另一个哥本哈根。他们竭尽全力地部署一切，派了一个非常能干的大使参与这个会议，他在巴西、印度、中国和美国到处奔走，努力弥合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利用者和主要所有者之间的差距和分歧。
所有国家的部长们都简要了解了突出问题（我们有两三个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都很清楚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必须制定一个路线图，以便在通过议定书之后去解决它们。我们不需要指望在10月29号达成一切共识。如果拿气候变化当例子，我们首先在里约大会上通过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然后在五年后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但我们必须在基础原则上达成协议，签署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这样就有时间进行后续工作了。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声明，是经合组织国家（OECD）所传递出来的一个了不起的信息
北方国家（发达国家）有时很短视，只能看到眼前利益。但我们都被长期利益胶结在一起，这就是为我们的孩子延续地球上的生命。因此，如果名古屋会议失败了，我敢确定坎昆会议将达成结果。如果坎昆会议再重演哥本哈根的悲剧，我认为我们要等上几百年才能恢复里约会议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在政府、私营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为了保护地球上的生命，把无论南北、东西的力量集合在一起。我呼吁所有国家的政府，包括美国（它虽然没有与会，但是主要的行为体）达成一个协议。除了达成议定书，我实在不愿考虑10月29日会议的其它结果。
奥利维亚•博伊德，中外对话助理编辑。
乔伊迪普•格普塔，中外对话第三极项目总监（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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