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与发展的测度
二战以后，GDP逐步成为国际通用的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指标。随着人们对发展认识的深入以及GDP所固有的局限性（例如GDP没有反映国民收入分配以及环境损失），9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开始利用复合指数衡量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帝亚森提出，自由的扩展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手段，他所发明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成为重要的衡量发展的指数，涵盖健康水平、教育成就和实际人均GDP三个方面，体现了经济发展应与人力的发展相结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从1990年开始利用HDI代替GNP作为衡量发展的指标。此外，1995年世界银行又提出了绿色GDP核算体系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真实国民财富。该核算是在传统GDP核算的基础上扣除了自然资源枯竭以及环境损失，体现了要重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
对于发展的测度随着人们对发展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完善。当前，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逐步成为国际上衡量发展的新探索。该指数最早于1970年由不丹国王提出的。当时的不丹国王认为，政府施政应该以实现幸福为目标，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基于此，不丹政府把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视为国家发展的四大支柱。时至今日，“国民幸福指数”这一概念逐渐得到国际认同。例如，2008年，法国总统萨科齐组建了一个专家组，成员包括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和阿马蒂亚·森等在内的20多名世界知名专家，进行了一项名为“幸福与测度经济进步”（Happiness and Measuring Economic Progress）的研究。该项研究认为应当对国民经济核算方式进行改革，将国民主观幸福感纳入衡量经济表现的指标，以主观幸福程度、生活质量及收入分配等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
二、从“GDP挂帅”到“以人为本”
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2008年达到3267美元（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随着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正在逐步由中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作为全球有影响的大国，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正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问题、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首先，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愈来愈突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迫切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基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经济结构在消费和投资上出现严重失衡，这种失衡状况甚至不断恶化。而且，中国已经不具备支持这种高投入发展模式的国内资源基础。其次，收入分配格局随着经济增长也趋于恶化。居民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6-2006年期间下降了大约10个百分点，城乡差距和居民内部的贫富差距仍趋于扩大，并且仍看不到扭转的趋势。毫无疑问，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隐患之一。第三，相对于经济的快速增长，民生领域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全面发展的“短板”。随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福利系统的解体，“读书贵、看病难、房价高”逐渐凸显成为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环境恶化、腐败案件、群体性事件频发等一系列的问题均对政府治理提出挑战。
总结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发展经验，分权化的经济改革形成一个以“GDP挂帅”的政绩观，经济增长不仅成为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显示指标，同时也被认为是社会稳定器。然而，随着社会开放性的不断提高以及快速城市化、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的发展模式迫切地需要从“GDP挂帅”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即经济发展应当从粗放式、高投入的增长模式转向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注重经济增长的公平性、注重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否则就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因此，提高国民幸福水平就是建立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基于提高国民幸福感的公共政策将成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
三、以国民幸福提高看待发展
国民幸福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在幸福问题的研究中，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研究当属“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迄今为止，该项调查已访问了全球98个国家/地区。利用该数据，国际研究幸福问题的著名学者Inglehart把生存和福祉(survival and well-being)与人均GDP的关系划分为两个阶段：经济收益阶段（Economic Gains）和生活方式多样化阶段（life style）。在前一阶段，福祉提高对经济增长比较敏感，福祉随着经济增长明显提高；而到了生活方式多样化阶段，经济增长对福祉提高的作用并不显著，即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主观幸福”和GDP的增长就不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根据Inglehart研究结论，5000美元（以1995年美元的购买力作为计量标准）是经济收益阶段和生活多样化阶段的分界点。1995年的美元购买能力相当于2009年7038美元，而中国人均GDP水平在2010年将超过了这个临界点（按照IMF的估计，2009年以PPP计算的中国人均GDP为6567美元）。因此，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当前中国人均GDP水平（按照PPP计算）已经进入Inglehart所定义的第二阶段（即居民的幸福感提升对经济增长不敏感），旨在促进国民幸福的发展政策将不应该单单以GDP增长为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中国逐步进入中等发展阶段，对于国民幸福问题的研究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参考。
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幸福指数体系
早在改革开放之处，中国就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发展承诺。此外，我们提出构建国民幸福指数，不仅为了更全面地衡量中国小康社会发展，也是提出一种新型的“政绩观”，即“发展旨在提高国民幸福水平”的政绩观。
各级地方政府是促进发展的规划者和实施者，促进辖区范围内居民的幸福水平是各级地方政府的义务。如果“旨在全面提升人民幸福感”的治理模式能够在各级地方政府实施，这将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体现，将极大地提升中国政府执政为民的形象。对于构建中国国民幸福指数，我有以下几个看法。
第一，指标体系的构建要体现中国特色。当前，很多国家都在尝试构建国民幸福指数，尚未统一的指标体系。我认为，由于各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差异性，国民幸福指数应当具有国家特色。
第二，指标体系要全面，但是也不宜采取过多的指标。构建GNH指标体系不仅要包括HDI所反映的内容（人均GDP、预期寿命、教育成就），同时也应该把政府治理、环境适宜度、安全感、社会资本、收入分配等衡量发展的重要指标纳入其中。在指标选取方面，要选取充分反映上述个指标发展的关键变量，变量不宜过多。
第三，指标体系不仅要包括客观指标，也要包括主观指标。与以往的发展指标体系不同，GNH的最大特色就是引入主观指标，让老百姓对一些难以用客观指标测度的指标进行定性评价，例如环境满意度、安全感、地方政府治理满意度等。
第四，重视和鼓励地方实践。当前已经有不少地方政府进行了相关的实践，例如“五大重庆”、“幸福江阴”等。这些地方实践体现了“以人民幸福提升看待发展”的政绩观，这必将推动政府在施政过程把公共资源的应用于直接提升人民幸福的领域，并在实践中提升居民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
胡鞍钢，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任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教授、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是一流的政策智库成员。他同时任供政府高级官员阅读的参考刊物《中国国情研究报告》主编。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周绍杰博士对本文亦有贡献)
图片为内蒙古村名因村旁灰渣处理场污染抗议，图片来自绿色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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