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成功范例带来的启示

本文节选自世界观察研究所的《2011年世界状况报告：滋养这个星球的创新举措》。本站经授权予以发表。该报告全文请参见《地球暸望 》（非美国读者版）及《世界观察》（美国读者版）。

尽管已经积累了50多年的经验，全球发展机构仍然在寻找衡量农业发展“成功”的标尺。决策者、学者、活动家以及农民都各自有一套衡量指标与各类证据支持。虽然标准千差万别，但在近现代历史上仍有一些重要创新的成功范例，既提高了生产力又减轻了饥饿问题。从这些范例中汲取经验，可以使将来的决策与杠杆投资既能减少饥饿又能保护自然资源。

过去50年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功发生在亚洲。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南亚各国政府出台政策，加大在科研、基建、投资及粮食价格稳定等方面的投入，这之后被称为“绿色革命”。其成果就是从1965年到1990年，谷物的产量翻了一番，同时在1970年到1990年间改善了十亿人口的粮食安全。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政策与技术革新也同样加速了农产量增长与发展。1978年到1984年间，中国改变了30多年来的集体农业模式，重新开始家庭承包制，将农民的剩余产品纳入市场激励机制。中国将超过95%的农田返还给1亿6千万个家庭，这项改革将农民收入提高了137%，农区贫困度减少了22%，同时粮食产量提高了34%。

但是农业发展并不仅仅是提高产量，它还在于如何生产、分配与消费食物等方面的革新。现代人们对化学物品投放以及对土地与水源的过度使用，都刺激了更可持续的农业科技创新。如今，在最初施行“绿色革命”的村庄，农民们开始使用免耕技术来种植小麦，这项技术能使养分与水分返回到土壤中。

据统计，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有62万小规模小麦种植户采用了一定的免耕技术，其在南亚的应用范围约为180万公顷，平均每户收入为180美元至340美元，印度的哈里亚纳邦与旁遮普邦的收益尤为显著。
农业的发展其实也是集体性行为。在地方一级，这就意味着通过发展过程中所有权的股份来保护社区的利益，并利用地方性知识，使社区参与到项目磋商、政策审议与科学研究之中。

在布基纳法索，资源管理的创新已经帮助资源匮乏的农户种植高粱和小米一类的粮食。在屡遭干旱之后，一些农民开始基于传统做法而作出以下创新：种植适宜本地生长的树木与粮食，在种植的坑洼处存储粪肥与雨水，并用石头修砌等高堤，以控制径流与侵蚀问题。

由社区领导以及非政府组织共同促成了中央高原上20至30万公顷土地的恢复工作，使每年的粮食产量增加了约8万吨——这足以养活50万人口。尼日尔的南部也在进行类似的工作，约500万公顷土地获得重整，至少250万人的粮食安全问题得到改善。

从全球层面上来说，集体行动意味着通过合作社与合伙经营来促进农业发展。在亚洲与非洲，大家一起努力，通过牲畜疫苗接种、疾病监控和检疫措施来控制牛瘟的传播（这种畜类疾病将致95%以上被感染动物死亡），这对于保护小型畜牧业农户及牧民的生计，和预防相关产业如奶业、肉业、动物牵引类产业以及民生资产等方面的经济损失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以上这些以及更多还没能提及的范例之所以非同凡响，是因为它们都相对规模较大，历时较长，有严谨的、充分的证据来证实其积极影响与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这些被证实的成功例子也证明了，农业可以成为增长与发展的关键动力。尽管如此，国际粮农体系的变化与饥饿指数的居高不下表明我们亟需获得更多的成功。

如今农业越来越受到市场需求、消费者偏好及监管审查的驱动。新兴的信息、通讯、生物技术，都为现在的农民与消费者提供了新的机遇，然而气候变化带来了新的限制因素。新的人口问题也正在显现，包括持续传播的艾滋病问题，年龄结构变化以及不断增加的城市化与移民现象。

有鉴于这些变化，我们需谨记几条经验教训。首先，成功并不能替代战略。要想取得持续性的成功，一个国家就必须得讲求精准的策略，建立扶持政策，鼓励适当水平的投资与实验。决策者应该设计与应用一系列具有综合效益的政策，既要增加农业生产率，又要提高收入并减少贫困。这将促成许多互相关联的成功事件，交织成一个更大范围的全国性甚至区域性的成功故事。

第二，成功是一个过程。农业发展必须应对不断变化的当务之急和各种挑战：控制疾病与虫害的跨国传播，加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改善全球贸易管理，鼓励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农业投资，以及更有力地传达出来自基层的声音等。诸如此类，成功是在实践过程中产生并延续的。这就意味着要从实践中发现、从错误中学习、并适应各种变化。

第三，成功是可辨识的。农业发展的成功需要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包括从第一手的资料到大规模影响的研究。不管证据的类型以及等级如何，关键的一点是，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成与败需要被系统化地记录、审查与共享，以便他人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将其应用于不同的环境，并避免类似的错误。

最后，成功的定义又是模糊的。许多成功可谓双刃剑。粮食产量的增加可能是因为使用了有害的化学物质，而生产力的提高又可能会导致价格下跌，虽然让消费者受益但却使农民受损。但这并不能成为减少对农业发展投入的借口。相反，这表明我们在艰难的抉择中要小心谨慎。

增加粮食的供应、获取，以及提高粮食质量的各项措施带来了许多好处，但也必须要权衡其在经济财政收益、环境影响、以及社会政治影响等方面的成本。

丹尼尔·J·斯皮尔曼是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拉祖·潘迪亚-洛奇是该研究所“粮食、农业与环境问题2020愿景”项目的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