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企业社会责任和“三重底线”（即人、地球、利润，简称TBL）已经兴起很长一段时间了。随着它们从边缘步入主流，大多数企业都明白至少要在口头上顺应潮流。但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些企业的成千上万家工厂遍布全球，它们如何能够保证这样一个巨大的供应链符合劳工和环境标准呢？换句话说，如何将CSR和TBL这些原则付诸实施呢？
NGO开始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来对IT产业在中国供应链的环境和劳工违法行为进行曝光，这一行动随着今天关于美国消费类电子产品巨头苹果公司报告的出炉而达到顶峰。（请参阅：中国NGO再次披露苹果公司污染问题）这说明，IT产业也不得不开始面对上面提到的原则问题。
说到过去企业违反CSR原则的例子，最著名的可能就要数美国的运动装巨头耐克了。上世纪90年代，耐克由于在生产中残酷的剥削行为而臭名昭著，这些行为包括血汗工厂和使用童工。工厂当地（特别是在亚洲的）的监察团体，在耐克行为的媒体曝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且激起美国反血汗工厂学生联盟等组织对耐克的杯葛。
但这条消息很快就从报纸头条上消失了。一部份原因在于耐克公司努力加强对供应链的“控制”，比如向公众隐瞒工厂的名称和地址等等。剩下来则要感谢公众注意力的短暂：耐克仍然强撑着拍胸脯说它的工厂肯定遵守自订的执行标准，只是有时不符合罢了，但这似乎完全无损于耐克不断升高的销售额和不断刷新的盈利纪录。
但无论如何，CSR专家们说如今服装业已经赶在IT产业前面，开始进行有效的供应链管理，同时中国的环境活动者们也已经开始找到了作为一个游说团体的发声方式，希望能够集中推动对IT产业的问责。
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IT产品的生产地，但中国是一个全球性的生产中心。“IT造成的破坏实在触目惊心”，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说。这家位于北京的著名非营利组织是当年曝光苹果生产问题的中坚力量。马军指的破坏就是他在IT工厂周边亲眼目睹的大量废水、危险废料和固体废物。他说，一些破坏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和巨大的资源才能够修复。IT并不像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虚拟”产业，而是像马军说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产业，会产生数量惊人的污染排放，包括毒物和重金属。”
生产链与CSR
如今，大多数全球性的IT企业都认识到了劳动和环境等问题给它们的声誉带来的潜在威胁，于是都加入了电子产业公民联盟(EICC)。这是一个致力于帮助全球电子供应链改善工作和环境状况的行业组织。“我们有一个行为准则，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该组织的联络部主管温迪·蒂特默说。这项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们希望了解的电子产品生产者的所有信息，除了劳动、健康和安全以及环境以外，还有商业道德及如何确保对准则的遵守等。
但在这样一个全球化贸易的时代里，要确保企业对CSR的服从，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当总部和生产地远隔重洋的时候，肯定就会出问题。”美国非营利组织环境保护协会的企业伙伴关系项目经理安德鲁·赫特森说。“很多经理人会直言不讳地对你说：‘没错，我们完全是在一个毫不了解的环境里进行生产运作的，我们也必须信任那些完全不知道是否能够信任的人。但这就是全球化商业现实的一部分。’”赫特森本人与IT企业并没有直接的工作联系。
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多层化的供应链很难管理。许多企业都试图通过在供应商所在的国家设立办事处的形式来对合作伙伴进行更好的掌控，但胡斯顿说这并不一定就能起到监督作用。“即使你在深圳或者香港设置了一个办事处，但要对可能遍布中国各地的数千家工厂进行全天候监控还是非常困难的，”他说。的确，严密的监控有时候会让承包商把工厂迁移到更偏僻的地区，更远地避开监控者。
赫特森说，企业通常和它们的组装工厂联系最密切，而最容易发生问题的则是那些对原料进行初步或二步加工的环节。“有很多电子原件是完全的商品，比如电路板、电阻、芯片、晶体管、电线等，它们可能来自任何地方，来自供应链的好几个层次以下，因此企业想要知道它们的来源实在是不可能的。”
然而，对企业来说这同时也是业务外包的部分吸引力所在：为了追求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把生产放在远离总部的地方，可以有效地减少企业自身的责任。发展中国家在污染和劳动方面的法律和执行通常都不会有多严格。意味深长的是，大多数行业行为准则都规定工厂的运营要遵守当地法律。比如EICC的准则就说：“一个企业在其所有活动中都必须完全遵守经营所在国家当地的法律、法规和规定。”请注意，它绝对没有说“本准则鼓励参与者不仅遵守法律，还要遵守国际认可的标准，以便促进社会和环境责任的落实”。这样的行业准则给了企业很好的掩护，在遭到投诉时，它们就宣称自己完全遵守了当地的法律。
在中国，现有法律的执行通常也很困难，正是这个现实激发了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PE）的工作，他们运用政府信息和执行数据来对全中国的污染进行追踪，并且联络37家当地NGO组成了绿色选择联盟。这一组织倡导减少能源、水和自然资源的消费，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减少废物和污染，改善废弃副产品的处理状况等。马军说：“我们决不是要毁掉哪个产业，我们感谢它们对我们社会的贡献，但绝对不能接受它们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获取利润的做法。”
IPE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如何确定全球性大企业在中国的代工厂，因为它们签的很多都是秘密协议。十年前它们就是这么干的，那时候透明度措施还远未普及。IPE利用从技术媒体中搜集到的信息来把全球性大企业和它们的中国供应商对上号，并且依靠它们本身的意愿来回应。自从2010年4月的第一次报告发表之前与29家全球性IT企业取得联系，迄今IPE已经与其中的大多数进行了对话。一些企业很快就做出回应，另一些则要求更多的研究。西门子公司最开始的回应很慢，但如今已经利用IPE的数据库追溯到了它在中国的10000多家供应商。
“（西门子）开发了软件，可以将其供应商名单和我们的污染者和违法者名单进行自动比较，”马军说。一旦西门子确认了问题的存在，就要求违法者采取纠正行动，并公开披露问题所在和打算如何处理。马军还说，沃达丰、BT、惠普、三星、索尼、松下和联想等企业的反应都很积极，就连通用电气、耐克、沃尔玛、可口可乐和联合利华等非IT企业都在利用他们的数据库。
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似乎也和耐克一样在声誉上打了翻身仗，马军说它也成了IPE数据库的忠实用户，“每个月沃尔玛都要把它的名单和我们的名单进行比较”。只要确认问题供应商，沃尔玛会给它一个特定的时间框架来处理问题。如果到时候还没有解决，沃尔玛就会让它在NGO的监督下，接受第三方核查。这个过程将确认问题并要求其采取纠正行动。
苹果的“另一面”
但是，苹果似乎并没有从这些经验中吸取教训，拒绝与IPE合作，因此在NGO对全球29家IT企业的透明度排名中，苹果排在倒数第一。
苹果通过发言人之口，力辩自己已经通过2月份发表的《2011年度苹果供应商进展报告》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应。这份报告特别突出了富士康员工自杀的问题（2010年以来至少有17位工人在富士康的工厂自杀），以及2009年的工人正己烷中毒事故，并在后面的一个附录里列举了其它的违法情况。马军说：“这份报告实际上是苹果第一次承认这些问题工厂是它的供应商。”
这样苹果应该开始重视IPE的数据了吧？但许多环境活动者并不这么认为。“如果苹果只是打算发布一份单方报告，如果我们不能独立地证明问题的存在，它会真的去解决吗？”太平洋环境组织（与IPE有合作关系的美国非盈利组织）前中国项目经理李秀敏说。“苹果的态度和策略就是：‘我们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不会回答任何问题，但我们在自己这行里是最牛的。请相信我们。’”
关键问题在于独立的第三方核查，这也是绿色组织推荐的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之一。但产业界仍然常常声称它们才是对自身运营了解最透彻的。此外，IT产业很少会对其供应链进行从头到脚的彻底核查，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组装工厂身上。“苹果每年都对所有组装产商进行核查，”苹果的上述报告里如是说，“我们还选择供应商对其有风险的要素进行核查，比如工厂所在国家的情况和工厂过去的核查成绩等。”
至少从短期来看，日益严密的监督不会对苹果造成任何影响。7月份苹果发布了其2011财年第三季度的报告，季度净利润创造了73.1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这主要归功于人气极高的iPad，完全已经供不应求了。这些最新数据说明消费者或者对苹果供应链的问题或者毫不知情，或者想要拥有一台iPad的欲望让他们完全忽视了这些问题。
这说明苹果完全有富余拿出更多的钱，帮助供应商遵守CSR原则。但马军说目前这在供应链中是行不通的。中国的工厂经理人们不进行污染控制投入，是因为他们担心与苹果的生意会被竞争者抢走。“他们关心的只有价格，”马军说，“苹果三个月挣了70多亿美元，但一些污染严重的代工厂尽管生产了成百上千万产品，实际上却在负债经营，这实在太讽刺了。”
这也就解释了苹果违和如此受关注的原因。“作为规则的制定者，苹果必须首先改变，并且利用其购买力来帮助中国控制污染。”马军如是说。
艾瑞卡·吉耶斯，This Week in Earth（地球一周）组织联合创办人，独立撰稿人，其作品经常发表在《纽约时报》、福布斯网站、《连线》和其它媒体上。
图片：晨鸣纸业入河排污口/ 来自（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达尔问，环友科技，南京绿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