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总部位于英国的碳排放信息披露项目（CDP）都会要求世界最大的企业公开碳排放信息及为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措施的细节。碳排放信息披露项目代表了总资产高达71万亿美元（454万亿人民币）的551家投资者。今天，CDP发布了它的第十份年度报告。报告对英国金融时报列举的世界市值最大的500家公司在碳排放和处理方的表现进行了评估。其针对中国企业的报告预计于十一月发表。
奥利维亚•博伊德（以下简称“博”）：今年的报告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保罗·辛普森（以下简称“辛”）：大多数受访企业都把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他们商业战略的一部分，十年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现象 。一直以来，我们看到太多的企业虽然开始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但往往是用零敲碎打的方式，或者是通过一个企业社会责任（CSR）小组来完成这项工作，其规模甚至小到在一个员工多达十万人 的企业里只有区区两人偏安于一隅从事着这项工作。然而，有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开始将这一目标纳入到他们的核心商业战略中去。董事会开始将气候变化纳入到他们的责任范围，那么这就成了一个严肃的商业问题。
我们之所以认为这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以前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但是却从未见到这样的结果：68%的反馈企业选择了这一项，而去年仅有48%。
博：这种改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辛：很有意思。大多数企业都是出于自身的原因，确切地说是受商业利益的驱使。由于能源价格上涨，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意识到他们能够在某些领域迅速降低其温室气体排放，并且还能够以相对较快的速度获得投资回报—企业采取的减排举措中大约有60%能够在3年内获得经济回报 。
这在一些地区非常突出，特别是欧洲，他们通过法规来鼓励这一行为，但是归根结底，在很多情况下，还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近几年来，企业不得不从削减成本的角度寻找出路。其中一条道路，特别是当能源价格处于高位波动的情况下，就是降低能源消耗，从而降低排放。
博：通常人们会觉得，当经济处于低谷的时候，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关注便会转移。但是，从您上面所说的来看，金融危机似乎产生了几乎相反的效果。
辛：我认为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提出了这个问题：金融危机如何对披露产生影响，或如何使企业严肃地面对气候变化？我认为，这要分情况而言。如果企业这么做只是出于品牌宣传，或者是公共关系的考虑的话，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会停止这么做。但是，温室气体排放与能源的使用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我认为，企业对这种联系通常是清楚的。
博：你们的报告认为，你们的碳信息披露领导力指数（CDLI）所涉及的企业——也就是那些在气候行动披露方面表现最杰出的企业的财务状况要好于其他企业。为什么会这样？
辛：这很难说。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并且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但是，很明显，从我们所作的研究来看，那些在战略上将碳排放报告及碳绩效管理放在优先位置的企业，他们在财务总收益方面的表现要优于全球500强企业的基准水平。在过去的六年里，他们的财务收益几乎翻了一番。
我们认为，对于企业和投资者而言，这是一个风向标，那些严肃对待气候变化问题，并将其纳入自身战略的企业，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财务业绩有可能会更加优异。而且，很明显，投资者想要做的也正是找出那些在气候变化中，并且——希望是——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的赢家和输家。这说明，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们中谁有可能会是赢家。
在碳绩效管理及碳排放信息披露方面做得好就代表企业的管理也做得很好。因此，一家运营良好的企业在各个方面都应该表现得出色。
博：碳信息披露领导力指数（CDLI）中没有一家中国企业。而且，亚洲在这一方面普遍都做的不尽如人意。这是为什么？
辛：如果我们从整体的角度考察亚洲——这只是从大致的角度而言，这一地区的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太习惯于信息的完全披露。特别是在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这一地区的监管程度也较低。因此，企业所承受的监管压力也相对较轻。所以，企业对于气候变化问题就不太关注，也没有将其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在我看来，还有一个CDP本身的原因，那就是与在欧洲和美国相比，我们在亚洲的根基尚浅。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正在努力加以改变。
中国则是一个很棘手的国家，因为很明显中国目前的头等大事就是经济增长。慢慢人们就会明白，气候变化能够影响经济增长，其影响既有负面的，又有正面的。所以，中国需要充分接纳它。从最近的“五年计划”中，我们看到这一点。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举措，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全球500强企业中有13家中国公司，其中仅有两家企业今年向CDP进行了报告。这些数字还不足以让我们通过统计来了解情况的发展趋势。但是，13家企业中的两家所占的比例就是15%。也就是说，与全球500强企业81%的平均比例相比，中国企业仅有15%做出了回应。我认为，很明显，中国企业目前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透明度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
博：您认为，中国要想实现其低碳目标需要克服怎样的障碍？
辛：2007年在我们的报告项目启动之际，比尔·克林顿曾说过：“CDP的目的就是进行评分。”中国需要一个能够对其五年规划及其它目标的进展情况进行跟踪和测量的体系及程序。如果缺少这个的话，任何承诺的可信度都不会很高。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更好地推进透明度及信息披露体系的建立，只有这样，才能够向全世界展示其丰功伟业。我们知道，中国的企业及政府正在采取越来越多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总有那么一天，他们会意识到这么做所带来的益处。
中国的企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而当你正经历着高速发展的时候，很难将这一问题摆在优先的位置上。而有意思的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进行了信息披露，得了 32分。虽然分数不高，但这的确是一个进步。
博：对于那些不愿顺应潮流作出改进的企业——不论其是在亚洲、美国、还是在其它地方，你们会采取什么措施？
辛：一个做法就是公布那些进行及没有进行碳排放测量及报告的企业名单。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我们看到在很多情况下，投资者会通过股东决议对那些没有进行排放信息披露，甚至是没有制订减排目标的企业进行抵制。所以，在这些国家存在着投资者压力。
我们还发现，消费者压力也在逐渐增强。我的意思是，这种压力不仅仅是消费者对企业的压力，企业与企业之间同样存在压力。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针对供应链的项目。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不论他们是来自于哪个国家，会要求他们的供应商提供这一类的信息。我认为，在中国，与投资界相比，这有可能会成为更加显著的驱动因素。
博：由于隐瞒了其供应商的环境问题，苹果公司在中国饱受指责。我看到苹果公司也被你们列为按照市场份额排名未进行回应的大企业之一。那么，对待供应链的态度以及企业在其它领域的责任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联系？你们是如何敦促企业关注他们的供应商的呢？
辛：在一定程度上，这取决于好的管理方法。我们可以说，一个管理完善的企业会严肃对待气候变化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业务发展，他们也会非常认真地对待他们的供应链，包括由此带来的气候影响。
或许苹果公司今年没有回复(碳排放披露项目调研)有他自己的原因——他们此前曾回复过——其中部分原因或许是由于他们发展得太快了，因此我可以想象他们的排放也随之飞速增长。对任何企业来说，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排放的稳定是非常具有挑战的。然而，企业仍旧需要对此进行披露和报告，我们期待他们这么做。
至于我们应该如何让更多的企业对他们的供应链重视起来，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地发生了，这其中的扩散效应是要耗费大量时间的。举例来说，我们已经与沃尔玛就其供应链展开合作，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有着十万个供应商的巨型公司，一旦他们要求他们的一级供应商(进行披露)，则最终会导致其中一些一级供应商要求沃尔玛的二级供应商也进行披露。但是，这需要时间。大部分大型跨国公司已经开始着眼于此。我确信苹果公司已经采取行动了，只是没有报告——问题是为什么不报告呢？
博：今年你们启动了一个新的项目，目的是让投资者直接参与到向公司施压，迫使其改变的过程中。您能详细说说这个项目么？
辛：当初我们创办碳排放信息披露项目，主要是为了帮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与机遇。几年过后，我们的一些签约投资者说：我们已经掌握更好的数据了，但是我们真的需要看到一些公司采取实际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启动了碳行动。对我们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使投资者联合起来向公司施压的方式。
一些投资方——总共有37名投资者提出，所有全球500强企业都应该制订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他们认为：只要采取了减排措施，企业就会取得令人满意的财务收益，因此，企业应该采取这样的举措。
这对投资者来说是讲得通的：如果一家公司可以进行投资、可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减少能耗，从而降低未来的风险，并且在短期内带来财务上的回报，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呢？
博: 那么，随着气候变化的风险越来越显著，投资者采取行动的欲望是不是越来越强烈了？
辛： 有些主要投资者非常了解这一领域，也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然而，还有许多投资者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这一状况背后真正的原因是我们仍然在与注重短期效应的金融市场作斗争，这是金融系统的问题。只有当我们战胜了这一短期循环，我们才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采取重大举措。
奥利维亚•博伊德，中外对话助理编辑
主页图片为碳排放信息披露项目的保罗·辛普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