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陵兰的石油战争（1）

这是七月一个细雨霏霏的傍晚，努克到处弥漫着一种蠢蠢欲动的空气。汽车耐心地在这里“唯二”的红绿灯前等候，少年们则骑着越野自行车在购物区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温度在摄氏10度上下徘徊，铅灰色的天空上晕染着午夜的淡淡阳光。这个时候，正是格陵兰岛首府的盛夏，一个北极圈以南240公里的地方。

街上到处是因纽特人的小商贩，他们都把货品装在纸箱里，从廉价DVD到皮草帽子，五花八门。他们的摊位后面是一排排苏式的公寓房子，这些房子昭示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次被误导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冲动。一片灰色的背景里点缀着一座座被漆成蓝色、红色和黄色的二层木造房子，一直延伸到老港口和芳草萋萋的海岸线边的岩壁。

然而，这一切都有可能变得面目全非。就在努克西北方约750公里的海上，一家苏格兰公司正在进行石油钻探。格陵兰，这座只有5.6万人的世界第一大岛正站在一场“石油热”的边缘。周边滚滚海浪之下潜藏的巨大财富，正在把这片足有三个得克萨斯大的广袤土地变成一座战场。为了满足世界对能源的饥渴，全球的石油产业和环保组织间展开一场恶战，后者认为脆弱的北极应该保持原始的自然风貌。

环保组织体警告说，在这样寒冷的水域如果发生石油泄漏将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对作为目前格陵兰主要经济来源的渔业来说。但与这种担忧并存的是人们对石油的巨大期望，一些石油产业最大的玩家们都相信在格陵兰周边的海域埋藏着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油田之一。

2008年美国地质调查局一项关于关于北极海盆的研究估计，格陵兰沿岸周边三个区块的石油储量可能多达520亿桶石油当量（其中包括天然气），赶上了北海油田在过去40年中的产油总量。这项研究吸引了包括埃克森莫比尔和英荷壳牌在内的各大石油巨头的关注，这也是为什么凯恩能源如今在那里钻探的原因。

这个数字也铭刻在格陵兰首席部长、工人党首库皮克·克莱斯特的脑海中。他把石油看作最终实现格陵兰经济独立的一条可能道路。尽管该岛从2009年开始实行自治，但在经济上仍然是丹麦的“附属国”。

每年格陵兰都从丹麦得到32亿丹麦克朗（约6亿美元）的补贴，以支撑其各项社会服务。同时渔业出口能为该岛带来约20亿克朗（3.75亿美元）的收入，其它东西都是进口的。

克莱斯特说，格陵兰蕴藏的油气资产“拥有非常巨大的经济潜能”。他坐在位于努克市中心办公室里一张气派的玻璃桌后，身上穿着不那么悦目的蓝色T恤和毛衣，他正准备去度假（用他的话说是“渔猎”）。克莱斯特给人的印象并不像批评家们所说的和石油产业签了魔鬼条约的人。对他来说，结论很清楚：格陵兰政府想要让经济多元化，而石油气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良机。

格陵兰岛竟然要成为碳氢化合物的主要产地，成为造成其自身冰川融化的气候变化的元凶之一，但这对首相库皮克·克莱斯特毫无影响，他说，问题的原因在于其它国家没有能够抑制住能源需求的上涨。他说：“西方媒体都把注意力放在格陵兰是否应该开发它的资源上，却没有人关注能源消费的问题。”

克莱斯特对另一些来自国外的意见也予以了回应，他认为这些问题都涉及格陵兰开发自身资源的主权权利。他说：“我们有发展经济的权利，也有从以前殖民势力那里寻求独立的权利。”

尽管石油还没有发现具有商业开采价值的储量，但格陵兰政府已经仿效挪威建立了一项主权财富基金。它将为国家保管获取的收入。克莱斯特解释说，丹麦对石油收入没有任何权利。他说自己也意识到财富的迅速增长会带来危险，特别是在格陵兰这样一个“很长时间而且是太长时间”依赖外界提供一切的社会。

如果他头脑清楚的话，就会看到，未来并不像格陵兰的大多数因纽特居民所认为的那样简单。因纽特人占格陵兰总人口的85%，其余都是丹麦后裔。尽管石油产业、特别是石油收入获得了当地人的广泛支持，但很多人都担心事态是否进展得太快了。

32岁的教师乌萨克·克里斯滕森一边等公车，一边吹泡泡逗自己的小女儿。他说能源产业的到来对格陵兰来说是“某种开始”。这里亟需基础设施的投入。

格陵兰雇主联合会主席亨里克·莱斯对此表示同意，但他还希望（能源产业）能为当地居民带来新的工作机会。在格陵兰人与刚来此工作一两年的外国人之间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收入差距。莱斯担心格陵兰人在相关技能上的缺乏将意味着他们会变成这场“石油热”中彻底的旁观者。

他说，格陵兰的领导人只看到了“金钱那部分”，还应该迫使那些跨国能源公司对当地的劳动人口进行持续投入。政府则坚持说正在做这件事。比如凯恩能源公司已经签署了一项“影响效益协议”，规定它必须对地方经济进行一定量的投入。莱斯仍然感到担心：“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应对，无论事情如何发展，都会是一场失败。”

就在一个月前的六月下旬，绿色和平组织的船只“希望号”开到了距离格陵兰岛海岸130公里的海上，18位环境活动者挤在驾驶舱顶上，准备开始他们的代号为“外来者行动”的征程。

绰号“上校”的弗兰克·赫维森举手示意大家安静，他说：“海浪很大，所以我希望你们认真准备好登上绳梯，千万不要滑倒。”

他背后围着17位志愿者，带着紧张的兴奋。他们代表了格陵兰石油热的另一面。

这些不修边幅（胡子、袜子、拖鞋都邋邋遢遢）的“专业”环保活动者，本身的职业五花八门，有人类学家、主厨，还有专业贝司手。“能坐在这样一艘‘绿色和平’组织的船上，是一个环保活动者的毕生梦想。”来自香港的环境政策协调员艾瑞斯·郑（音）说。

这群人都穿着桔黄色的紧身潜水服，趴在“希望号”左舷的绳梯上摇摇晃晃。为了脚下这片冰冷海水的命运和石油公司谈判，他们跳进了小船里。

15分钟后，一个昏昏欲睡的声音在“希望号”的广播里嗡嗡作响。这个声音是巡逻艇上一位格陵兰警察发出的，他巡逻艇负责维持雷夫·埃里克森钻井平台周边500英里（800公里）专属区。这个平台是凯恩能源公司在今夏钻探季的钻井架之一。这位警察说那些正在攀爬钻井钢架的活动者们触犯了法律。他命令船长把他们叫回来。满头银发的船长玛德琳·哈比伯礼貌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反问道：“你想要我们怎么做呢？难道坐成一圈唱儿歌吗？”

绿色和平的活动者们打算突袭钻井平台，搜索凯恩能源公司的“漏油应对计划”，这份强制性文件规定了石油公司在漏油事故发生时必须采取的行动。而绿色和平组织说格陵兰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公布这份文件。

这场抗议，用绿色和平组织的术语说是“非暴力直接行动”，是该组织在海上进行过的最大行动，也是它所谓的“界定当代环境战争”的一部分。对国际气候变化活动者来说，在北极地区钻探油气是对自然的“终极冒犯”。来自新西兰的志愿者兼博主尼克·扬说：“我们正在冰海里划一条线，如果我们在冰原融化之机趁虚而入钻探石油，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

过去的15年，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一直波动不定，而且还有很多人指责它在从边缘到主流的历程中失去了不少锐气，对于这样一个组织来说，在格陵兰的决战如同一剂强心针。北极不断消融的海冰则为该组织的复兴提供了绝佳背景：许多人对绿色和平组织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保护鲸鱼和海豹的阶段。

“这是一次归根行动，”绿色和平组织资深活动家本·阿利菲说。“这个根基深深扎在一个能够触动人们心弦的地方，他们懂得这里的美丽和凯恩能源之流的公司所带来的威胁。这就是一出典型的‘大卫与歌利亚’（意为以弱胜强——译者注）。”

从财务的角度来说，绿色和平组织应该算得上财大气粗：每年有2.06亿欧元（2.9亿美元）的预算，有能力租用一架直升机供新闻媒体拍摄其在格陵兰的活动，也有能力维持“希望号”及其姊妹船“北极日出号” 每天1.6万欧元（2.24万美元）的开销。

他们雄心勃勃，想要让“战火”烧遍“高北极”地区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决不是只会在小船上叫嚷的小丑，”绿色和平组织在伦敦的执行董事约翰·萨乌温说。他把该组织在格陵兰岛的直接行动比作投入池塘的石头。“这会产生涟漪效应，让对话成为可能，石油公司面临的风险因素变得十分突出。”

下一部分：努克政府面临各方冲突的要求

作者简介：西尔维亚·菲佛，《金融时报》能源编辑；克里斯多夫 ·汤普森，《金融时报》记者，做英国企业方面的报道。

关于格陵兰岛石油热的视频见www.ft.com/greenlando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