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河流流域进行考察，杨勇历经二十余载漂流于中国的各条河流。他是最早对长江和雅鲁藏布江危险的上游河段进行科考漂流，并对那里的地质和水文条件进行考察的漂流探险者之一。他目睹了气候变化以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看着世界屋脊的皑皑冰雪在自己眼前消失。上周，在参加某媒体讨论会的间隙，他就自己所做的工作以及亚洲河流的未来接受了贝丝•沃尔克的采访。
贝丝•沃尔克(以下简称“沃”)：您能否阐述一下雅鲁藏布江(印度境内称布拉马普特拉河)的重要意义？
杨勇(以下简称“杨”)：雅鲁藏布江是中国、印度和孟加拉三国重要的水源。不仅如此，从经济和民生的角度而言，它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孟加拉国而言，因为这条河流经该国一些人口密集的地区，所以尤为重要。而在其发源地——西藏，它象征着藏文化的摇篮。在当地人的心中，它是神圣的。人们在其两岸修建庙宇，举办宗教仪式。这条河发源于凯拉什山（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山麓。在佛教、印度教、苯教里，那里是佛祖居住的地方。
沃：您是怎么开始对河流产生兴趣的？雅鲁藏布江又有哪些因素让您对其特别感兴趣？
杨：我生长在中国西南部地区长江上游金沙江峡谷中的四川省金阳县的一个悬崖小镇。小的时候，母亲总是不让我在悬崖边玩耍。他们说，下面的水龙王会把小孩吸进去。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山下的河流充满神秘。它一直是我童年生活的世界中向往的未知领域，我被它深深地吸引着。年纪稍长之后，我便决定一定要以漂流的方式探索这一带峡谷。后来我在中国西部的重庆上的地质大学，这为我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我对青藏高原各条河流的科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国家对这些河流很多河段的研究也很少，水文和地质数据几乎是空白。1986年，为了收集水文地质和河谷地貌资料，我从长江的源头顺流而下，用186天一直漂流到了入海口。一路上，经过了一些从未被穿越的峡谷。参加那次探险的共有55人。期间发生了几次翻船事故，有10位同伴失去了生命。后来我还多次徒步考察了部分重要河段。
自上世纪80年代长江上游开始开发以来，我发现这条河流上游地质灾害和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支流的开发很快，水量也逐年减少。我就一直跟踪长江上游的变化。同时，我开始寻找考察青藏高原上的其它河流。1998年，我率队沿雅鲁藏布江进行了一次类似的科考活动。对该河在中国境内、从源头到大拐弯河段进行科学考察探险，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通过这次科考，我想弄明白雅鲁藏布江是怎样穿过这个深度接近6000米的世界最深的峡谷。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漂流了1800多千米，步行400多千米。1998年到2010年期间，我曾5次回到那个地方做研究。
沃：就您观察，在过去的20年间，气候变化带来了哪些影响？
杨：1998年，我们在雅鲁藏布江探险时，在中国雅鲁藏布江、长江中下游、东北松花江、嫩江流域遭受特大洪水的侵袭。我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信号。此外，我在20多年考察中眼看着青藏高原冰川融化的速度在加快，大部分冰川退缩速度平均在200到500米之间。近年来极端气候灾害在全球频繁出现，这也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
在100公里长，10公里宽的雅鲁藏布江上游河谷地区，草原荒漠化的现象在不断地扩大，有的地方沙漠连片，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不仅是气候变化，人类活动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西藏西部地区雅鲁藏布江上游仲巴县，荒漠化和沙漠推进迫使人们不得不几次三番地搬迁。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河流就会断流，最终，这里会成为第二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不仅如此，冰川快速融化形成冰崩还导致泥石流频发，发生地质灾害的危险也因此而增加。
沃：雅鲁藏布江流域三国应怎样应对这些环境问题？
杨：在保护和利用水资源方面，中、印、孟三国应加强合作，制订一个全面的流域发展规划。规划中应包括洪水防治、地质灾害预警防范、水电水利和水资源科学调度调配等等，充分尊重各国的水资源需求共享权益。非政府组织、媒体、科研人员都应在促进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沃：中国方面一直计划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建设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这会对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
杨：我国从2006年起就开始对雅鲁藏布江中国境内河段上的大拐弯建造水电站进行规划研究，大峡谷400多公里河段蕴藏着4000多万千瓦水电资源，大峡谷电站的基本技术思路是截弯取直，建坝蓄水引流，利用2000多米落差，建设9级电站，因此既不需要修建大型水库，也不会淹没大批良田就能够产生大量电力。
大峡谷电站从理论上不会对下游水量造成影响，值得重视是可能引发的环境问题和地质风险，大峡谷电站位于生物多样性和地质条件复杂的世界之最的峡谷之中，这必将给大坝的建设以及机械操作带来巨大困难。然而，人们最担心的还是地质风险。该工程处于三条巨型山脉和多条大河的交汇之处。因此在项目动工之前，还需要对地震和泥石流的风险进行深入的研究。
雅鲁藏布江上游已经开工兴建的藏木大坝是计划建设的五个规模较小的大坝之一，其所处的位置仅仅控制上游水量。同时，这一地区的地质条件相对不那么敏感。
沃：印度和孟加拉两国对于中国大坝和水利项目非常关注，担心下游水量会因此而减少。这些担忧有根据吗？
杨：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讨论。首先，印度和孟加拉对于中国项目会使下游水量减少的担忧并没有科学依据。工程规划的河流段，其流量仅占大拐弯下游中国境内总流量的50%，到孟加拉湾时流量则增加了近8倍。即便中国在这条河流上实施其调水方案(中国水利部本月初宣布不会开展这一项目)和水电建设，下游水量也不会受到影响。有关这一问题的传言不过是媒体炒作罢了。
第二，对于孟加拉国而言，中国在上游大坝项目实际上是能够给他们带来好处的。如果这些大坝的蓄水量足够的话，就能够使汛期泛滥的洪水得到控制。不管怎样，在墨脱大拐弯兴建大坝的计划至少在10年内不可能实现。主要是有关电力分配的问题不明朗。西藏目前还没有实现并网供电。如果仅仅是为了西藏用电，那么，从经济角度而言，该项目的可行性并不高。更有可能的是，生产的电力将被输往南亚地区以满足那里的电力需求。三国需要增强彼此间的沟通，特别是就洪水治理问题加强合作。
沃：雅鲁藏布江流域(大坝项目)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杨：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印度(当局计划在地震高发地区兴建70座大坝)，最大的担忧还是地质风险和生物多样性影响。如果发生地震，大坝崩塌，洪水将会对下游地区造成毁灭性影响，就像2000年(雅鲁藏布江支流)易贡河爆发的大规模溃决性洪水那样。易贡河洪水给西藏南部地区和印度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和破坏。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加深对地震和地质灾害趋势的了解，并且加强对大坝建设的统一协调和管理。所有有关国家应加强合作，建立坚实的科学基础。在此之前，切勿操之过急。
贝丝•沃尔克，中外对话第三极项目研究员。
图片作者：lacitadel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