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却极不平衡。包括小农户在内的弱势群体受这种不平衡发展的影响最深，这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农村地区长期极端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农村劳动力女性比例激增和老龄化、严重的环境退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
粮食安全同样是引人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中国的多个省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仍有约1.3亿人食物得不到保障或者营养不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居住在西北和西南的山区，那里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和服务落后。
自1978年实行改革以来，中国在减少赤贫方面的成绩已经获得了世界的认可。然而，严重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然很高。西南和西北偏远山区的小农户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仅为0.2公顷，最为贫穷，粮食短缺对他们的影响也最大。虽然这些农户拥有土地使用权，但大多数地区的土地质量极低，农业产出根本无法养家糊口。许多贫苦农民不得不另购粮食，而改革以来不断攀升的粮食价格更使他们的生活举步维艰。
中国改革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而进城大军又以男性为主。如今在多数农业省份，女性构成了农村劳动力的70%到80%。女性在农村生活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中国的高层领导者却很少提及这一点。结果，农业政策往往无法满足一些最贫困地区农民的需求。
中国的常规农作物研究工作一直井井有条，成果颇丰。但主要在良好的生长条件下开展的，并且这些研究通常走的是高投入的商业化道路。过去十五年，中国的农业中心区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要归功于改良作物品种的使用，无机农药、农机和农具的投入，以及低农业税、农业补贴、价格补贴以及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的支撑。但那些耕种条件较差的地区，例如西南部广西、云南、贵州的山区，则获益不多。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要归因于育种研究者的主观臆测。在中国，农作物育种同样受到农业发展部门的支持，而自认为在专业知识上高农民一筹的育种师往往武断地认为，必须在最优环境中选育优良品种；栽培品种必须保证基因相同，且能适应大范围地理区域生长环境；另外，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用高产品种替代本地的自然作物品种，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种子生产民营化之后，育种工作的重点完全放在了杂交品种和其他现代品种上，传统物种被完全忽略。不幸的是，大多数杂交品种都不能适应偏远山区的环境和多变的气候条件，并且更易受到病虫害影响。这些地区的农民无法种植杂交品种，就只能继续依赖本地品种。
1999年，为了解决困扰中国农村的各种问题，一群农村女性、几个乡镇、两个育种机构以及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CCAP）——该组织是中国领先的农业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开展了一项全新的计划。地处中国西南、农业生产条件脆弱的广西省率先开始了相关实验。
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由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宋一青发起，具体内容包括轮作和使用有机肥料等。整个项目的核心则是所谓的“参与式植物育种”，亦即专业育种人员与农民合作改良作物品种，将科学与传统知识相结合。
这只有农民参与的研究团队以当地的玉米育种经验为基础，同时吸取职业育种师的专业经验。在育种师的帮助下，当地农民通过去雄、混合选择和家系选择等选种程序，利用一系列杂交技术改良作物品种。然后，育种师采取更为复杂的方法，在位于南宁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玉米研究所完成育种工作。
到目前为止，实验培育出的品种不仅产量更高，而且对病虫害和干旱的耐受力更强。实验团队已经使用了超过80个品种。经过10年的耐心试验，优选出五个受当地农民喜爱的品种，在试点村镇进行种植。新品种目前已经推广到其他村镇。2008年，相邻的云南和贵州省也开始了类似的工作。
这种农民与育种师之间的合作仍然处在起步阶段，要将这种形式固定下来还需要时间和双方的努力。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政策制定方式，并且引起了农业部和环保部的关注。
该计划还开拓了推销本地作物的新方法。在研究团队的支持下，当地农民成立了两个有机绿色种植协会，在广西东南部的横县声名鹊起。
作为有机农业的首批成果，广西大米和苤蓝成功打开南宁和柳州的市场，甚至远销香港。广西自治区首府南宁的首个有机食品餐厅从两个有机绿色种植协会直接进货，也颇受大众欢迎。
这两个有机绿色种植协会分别位于广西陈塘镇和三岔镇，都是2005年成立的；而此前一年，生态农业项目才刚刚起步，以改变成本和风险都日益增加的工业化种植方式。农民逐渐认可了科研人员的工作，并开始予以配合，依靠本地现有资源（例如有机肥料和天然农药）并吸收集体的农作物管理和试验经验。
起步时只有10名农民会员的有机绿色种植协会不久便得到了非政府组织“社区伙伴”的技术指导和资金支持。该组织总部设在香港，旨在支持减贫和基层发展。社区伙伴自2006年起正式与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玉米研究所合作改良当地的玉米品种。他们不仅对农户进行技术培训， 还帮助农户改进从生产到销售的整个农业生产组织流程。
有机绿色种植协会定期组织成员之间沟通交流，帮助成员提高农业技能，加深他们对有机农业优点的认识。他们将会员分成若干个小组，相互监督，确保每个农户都不使用化肥和农药。
协会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为了组织活动和开拓市场，协会负责人不仅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有时候还得自掏腰包，而且没有一分钱工资。他们的自愿行为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另外，随着会员越来越多，协会已经很难及时地为会员提供充足的生态农业基本技能培训。有机绿色种植协会的职业化已成为一大难题。
未来会怎样？
中国西南地区的农业正在经历一场变革，但在某些领域也带来了危机。在广西山区等边缘化的地区，当地农民仍依靠旧有的种子保存方法满足其各种需求。这些自成一派的小体系虽然面临着基因侵蚀等诸多挑战，但仍能保持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生物多样性。面对气候变暖和自然灾害等潜在影响，当前和未来的作物育种工作仍将依靠这些小体系。
农村妇女表现尤为突出，她们已经积极掌握了种子处理和分配的相关知识。新的组织形式正在出现，将为这些工作提供支持，相关政策领域也正在发生变革。制约中国农业生产的一大因素就是农民不了解新技术和市场的情况。组织起来的农民建立了新的联系网络，农民组织所提供的拓展服务将帮助农户解决上述领域中遇到的问题。
宋一青去年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我们在广西的工作证明，我们需要与多个领域的科学家携手合作，让不同层面的利益相关方都加入进来，通过与其他有志于促进乡村公正公平创新、改善农民生计的人士建立社会联系，实地的行动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这也表明，切实的行动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并且处理乡村现状的复杂性，从而带来意义更为深远的创新活动。这需要时间，却是可以做到的。”
罗尼·魏努力，农村发展社会学家，研究旨趣为农业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管理，个人邮箱地址：[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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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由能源基金会与中外对话合作的“绿色发展”项目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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