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惜代价终止唯GDP论？
中国环保活动家马军曾说过：“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认识到，建立在资源扩张基础上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但这一模式维系着当前的GDP增长、就业，并且事关政绩考核。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能够改变这一模式吗？清华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贝淡宁（丹尼尔·贝尔）本周在接受中外对话的专访时表示，需要改变地方官员的提拔机制，让他们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均可以获得回报。
透明度
北京的空气质量问题以及官方报告的数据同实际情况的差距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这曾是去年中国的热点话题之一，它同时也表明，随着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大，此类数据问题将是新一届政府需要去努力应对的问题。要求地方政府公布PM2.5污染物数据的强烈呼声就是很好的佐证：三月，政府对空气质量法规进行了修订，制定了更严格的标准和报告规则。但是新一届政府想要建立公众对其污染数据的信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环境顾问安雪峰早在2008年奥运会预热阶段就率先披露了北京对空气质量数据进行操纵的情况，他目前仍对报告数据的真实性仍心存顾虑。政府警告外国使领馆不得发布各自的监控数据令绿色和平组织的周嵘等评论员担心政府官员未能抓住问题的本质。
民众的不安
在中国，随着社交媒体正在被越来越广泛地用作组织抗议和进行抗议的工具，由环保问题所引发的抗议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仅今年一年，由于担心环境受到污染，针对什邡铜资源深加工、启东废水管道、宁波二甲苯（PX）等项目所进行的抗议游行活动已经登上了国际媒体的头条。民众的抗议活动对新一届政府来说依旧是一个挑战。对专栏作家唐昊来说，问题的核心是“地方治理的危机”，而环保抗议的增多则发出了“最后警示” —— 对地方治理进行改革势在必行：“痛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直面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求……限制地方政府无节制地发展经济。”
加强法律体系
尽管中国为建设一整套综合全面的环境法律体系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得到了大量赞誉，但是从中外对话可以看出近些年对环境法律的实施却明显充斥着失望情绪。夏军撰写的《中国环境诉讼的十年荆棘路》和汪劲的《中国环境法治为何失败》反映出法律界和学术界人士发现的政策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习近平这一届政府能够令中国的法律体系成为治理污染的更有力的武器么？
延伸阅读：《中国的绿色法律之路》
为应对自然灾害做好准备
７月２１日， 北京遭遇了自６０多年前开始进行降雨记录以来最强的降雨，至少有３７人在这次强降雨中遇难。中国其他许多地方也遭受了夏季暴雨的影响。毫无疑问，新一代领导人一定会意识到这一挑战。防洪官员程晓陶告诉中外对话，太多的精力被放在了如何应对灾难而不是如何预防灾难上。同时，在就上海易遭受自然灾害侵袭的脆弱程度的辩论中，克里奥·帕斯卡尔指出了上海如果遭遇类似卡特里娜飓风之类的灾难所面临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
“十二五”规划进展如何？
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中段，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将开始掌权。尽管这次的发展规划被赞誉为中国目前为止最为绿色的蓝图，但是具体如何实施目前尚不明朗。实现宏伟的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战略部署目标、增加森林覆盖率、主要污染物降低８％到１０％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我们不应忘记，为了达到“十一五”规划的环保要求，在最后时刻的全力冲刺导致某些省份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甚至切断了医院的电力供给。想要了解”十二五“规划期间所面临的挑战，可以参阅我们的报告《中国绿色革命：能源、环境与“十二五”规划》，其中有细致的分析。
全球气候变化会谈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种种努力中，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仍将备受瞩目，并且注定会在本月晚些时候在卡塔尔举行的由联合国牵头的下一轮气候会谈中日趋明朗。在其今年六月里约+20峰会期间发表在中外对话发表的文章中，郑易生要求中国在国际社会解决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的努力中采取合作的立场。中国也将很快就不得不决定是否继续阻止关于逐步淘汰“超级温室气体”氯氟烃的提案。
贸易紧张关系升级
昨天，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决定支持向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征收更高的关税，从而抵消中国政府为生产商提供的补贴。由于两国均努力保护各自的清洁技术产业，这成为了贸易紧张关系升级的最新信号。能源专家张海滨告诉中外对话，美国传递了“自相矛盾的信息” ——一方面鼓励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又视之为威胁，这是国际气候变化会谈的退步。同时，李俊峰则辩称中国的太阳能企业盲目扩张才是该行业发展的最大阻碍，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企业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