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环境文集》
自然之友 编
自然之友出版，2012-07
有一次在去南方的火车上，坐我对面的三位年轻人闲聊，他们讨论着坐火车和坐飞机的优缺点。那大概就是价格和速度之间的权衡。我暗想，假如此刻我提出“坐火车更低碳”，会不会显得很怪异？
我终究没出声，因此后来有些懊悔。这种模模糊糊的心理负担让我看到，尽管低碳、生态、环保已成为政治正确的时髦字眼，然而真正行动起来，仍是多么非主流！否则，此时车厢里的空调为何把我冻得拉起了棉被？
读《梁丛诫环境文集》，让我再次想起上面的故事。在一篇文章中，梁从诫写道，在上海某奢华饭店里，面对“全球500强”的老总们，他指责台下的企业把西方消费方式推销给了中国。他说：“一旦12乃至13亿中国人真的追随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模式，把中国也变成一个消费社会，中国将需要多少资源、多少能源来支撑？那她还有什么‘可持续发展’可言？而如果中国的发展不可持续，世界又将如何？当西方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反省消费主义的危害时，向中国灌输‘消费主义文化’意味着什么？”
不难想象，台下那些“向中国灌输‘消费主义文化’”的大老板们，对他不会产生什么好感。许多环保主义者们对这种情境并不罕见。到应该向一团和气泼些冷水的时候，梁从诫给了他的同道者鼓舞和勇气。
在中国环保史上，梁从诫可能是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之一。多年的奔走呼吁使他名望不断扩大。除了身为梁启超之孙、梁思成之子的名门身份，他的政协委员身份使他能够直接写信给政府领导。这是大多数草根环保组织和国外环保组织做不到的。
两年前梁从诫去世时，他作为创办人之一的民间组织“自然之友”办公室里，拥满了追悼者。梁从诫已成为许多民间环保工作者的精神榜样。此次自然之友印制的《梁从诫环境文集》收录了他生前的91篇文章，其中以书信居多，少部分是会议发言、为书写的序言，以及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在信件中，又以与友人的通信和向政府领导反映问题的居多。这些文字让人看到了一个民间环保者的真心实意和身体力行，同时有他对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生活方式、污染事件等问题的思考和看法。
梁从诫的思考显示了那个时代环保者共同的纠结：他们逆着1990年代挥别政治运动而大步奔向富裕的社会气氛，逆着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以经济实力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大谈节俭，批评物质享受。他们批评国外企业带来了西方消费方式，而恰恰是中国各级政府和整个社会，正张开双臂热情迎接这些来客。
发展与环保如何并行？梁从诫已经看到了其中的两难。在2003年《中国的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问题——谈贵屿及有关环境问题》一文中，他讲到90年代和一位县长的对话。造成污染的工厂装不起污水处理设备，而且很快就要被三峡大坝蓄水淹没，但如果关厂，占县城人口20%的工厂职工家庭将失去生计。
尽管认识到这样的事实，梁从诫们在当时未能给环保组织找到一个合适的立场，或者说——行动方法。
2008年开始实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给环保组织带来了新的启示和工具。位于北京的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PE）等环保组织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应对企业污染的环保运动模式：整合公布企业污染信息，要求知名企业管理其供应链企业的环境表现。它们将有污点的企业公布给媒体以施加压力，并呼吁消费者做出绿色的选择。在华外企成为重点“关注”群体，因为它们常常在中国和发达国家采用双重标准——这虽然合乎中国政府自定的低标准，但消费者并不心甘情愿。环保组织“淮河卫士”曾促使污染大户莲花味精建立污染信息公示制度，进而改进它的治污程度；绿色选择联盟对IT企业进行排名；绿色和平组织公布了对纺织品企业的污染调查……这些行动尽管仍有揭批，但已然不再从本质上否定企业的价值，从而缓和了环保组织与它们的矛盾。既然企业这种组织短期内不会灭亡，并且仍将生产物质商品，若仅仅把它们看作消费主义的魔鬼，只徒增了环保者们的道德优越感。
如果说现今的中国正在抛弃GDP至上的价值观，可能为时尚早，但考虑到公众的行动往往落后于价值观，也许希望确实切近了一些：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中产阶级的扩大带来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同时GDP增长的神话难以持续。另一方面，环境恶化和资源耗竭问题愈发刺痛社会稳定。如今回望，梁从诫和那些最早醒来的人们确实经历了一个最孤立无助的时代。在那个“毛主席希望从天安门城楼上看见处处都是烟囱”的时代，没人能想到今天“环保”成了时髦词汇。
现在更多人被迫思考切身相关的环境问题，更多人有能力做点什么。面对环保组织公布的企业污染信息——其中一些与人们的健康切身相关，消费者开始更多的评判那些品牌，——至于行动，可能还得再等等，毕竟人们太习惯于传统的经济性比较，否则当我想说却没说“坐火车更低碳”时，也不会那么纠结。
孟斯，北京自由撰稿人，前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