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超常的增长已经为世人熟知。如今，中国已经有160座城市的居民超过百万，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这个增长速度是西方城市的两到三倍。
这种空前的人口移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其中感受最明显的部门之一就是交通。中国汽车数量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加，因此，城市规划者和交通管理部门必须有创新性的技术才能解决道路拥堵。
尽管北京等城市都已经建立了好几个专门播报最新路况信息的广播电台，但仍然无法防止拥堵的出现，如2010年长达两周的全面大堵塞，2012年中秋节的大堵车等等。因此，中国必须找到新的解决办法。
新城市基金会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对于城市化中国来说尤为意趣深远。通过与技术企业爱立信公司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合作，我们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将那些每天上下班路线相同的出行者联系在一起，让他们可以相互分享有用的相关信息。
这份报告是在加州圣琼斯市一年试点项目的基础上撰写的，它为全世界的交通部门、地方政府和手机应用程序开发商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它们可以寻找改进通勤者经验的新道路。报告中对Waze 和Roadify等工具的效果进行了检验，这两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分别能够让驾驶员和公共交通乘客进行实时信息的分享。
这些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建立在被动贡献模型上——只要驾驶时在手机上运行这些应用程序，驾驶者就可以被动地提供自己所在地的交通状况信息以帮助其他通勤者规划最佳出行路线。驾驶者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补充更加详细的信息。为了他人更有效率的出行和安全驾驶也是通勤者们的责任，比方说在堵车的时候输入交通状况。
通勤者：我联通，更快乐
这一研究项目的一个重要发现是，鼓励和使用众包信息共享能够成为一种高效经济的办法，为通勤者建立一个社区，从而由其自己提供减轻日常出行负担的办法。
无论个体的通勤者，还是致力于交通的组织，都能享受上述好处。我们发现，通勤者接受或者分享实时信息的能力可以有效地减少与出行相关的压力，并为其提供一种社区的归属感。此外，通过社交应用程序与其他通勤者联通的驾驶员，比那些没有联通的出行愉悦感更强。这是因为他们及时收到的信息，以及与他人分享的信息，能够使其产生一种帮助同行者的满足感。
最后，我们发现，从通勤者应用程序获得的众包数据对交通部门和手机应用程序开发商来说意义重大。实时信息共享能够成为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确认通勤者们遇到交通问题的地点和时段。反过来，这也为需要交通管理机构改善管理的路线提供了反馈。
这份报告的发现之所以对于改善中国的城市交通意义重大，是出于文化、人口和技术个方面的众多原因。
首先，智能手机在中国城市中产阶级中的流行，以及中国人对手机应用程序的浓厚兴趣，意味着通勤者很可能会积极参与到联通出行中来。拥有四百万“雇员”的猪八戒网等众包企业在中国已经非常受欢迎，中国对于社会交往以及众包的热情，表明通勤者会乐于与他人分享信息。
其次，和圣琼斯市的通勤者一样，中国通勤者也倾向于独自开车。对圣琼斯实现联通的通勤者的数据分析表明，驾驶员非常看重与其他通勤者分享自身感受（以及有用信息）的能力。同样，中国道路上每天有数量惊人的独自开车上下班的人，他们也能享受到由这些手机应用程序带来的更愉快的出行。
减少中国的道路排放
最后，在城市层面上，联通出行可以为中国千百万人提供必不可少的信息，以便做出更好的出行选择，并且产生积极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效应。
研究表明，在通勤者决定出行方式时，人们对不同交通形式的效率的感觉对其影响很大。比如，一个还没有决定出行方式的人，在早上出门前看到其他驾驶员的警告，可能就会放弃开车，选择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换个时间出门。即使他/她最终仍然决定开车，也会根据上述信息选择不同的路线，从而实现更有效的出行。
哪怕中国城市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采取这种方式，就会在减少碳排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实现方式或者是增加共交通使用，或者是减少交通时间。由于中国正在千方百计减少2亿辆汽车带来的污染，这些潜在的环境效果将显得越来越重要。
在武汉和深圳这样高速发展的中国城市，汽车拥有量的快速增长使我们很难评估未来交通模式的变化方向。对不断波动情况的评估和反映需求，已经让很多地方政府做出回应。
比如，武汉已经安装了可以对交通流做出反应的红绿灯，以求将通常由路口带来的流动中断最小化。与此类似，从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上收集到的数据可以为驾驶员提供更清楚的交通“痛点”情况，比如按照地点、每天的时段、每周的哪天等。管理部门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制定通勤者规划，调整管理实现交通最优化，或者激励通勤者以避免路口压力过大。
随着中国城市和基础设施投入的不断增加，由Waze和Roadify这样的应用程序提供的质量兼备的数据，可以帮助管理部门解决那些“痼疾”地区，这些地区不但长期让通勤者头痛，而且变成了污染之源。
互联出行的威力和潜力都是显而易见的：无论个人还是城市管理部门都能从这些来自专为通勤者设计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信息中受益。尽管我们的研究是在加州的圣琼斯市做的，但是考虑到中国城市人口的“技术控”程度，以及中国政府在治理拥堵和污染方面的努力，报告中的这些发现显然尤为适合在中国城市实施。
作者简介：诺林·卡比尔，新城市基金会城市实验室主任。凯西·维斯顿，该实验室研究员。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