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金融机构在信贷中重视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这可被视作中国绿色信贷政策的起点。近20年来的成效和进展如何？环保部政策研究中心在《中国绿色信贷年度报告2012》中，对2010年中国市值排名前50位的银行进行了绿色度评估排名。
2012年秋，环保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庆丹在该报告发布会上公开表示：排名前50的中资银行中，只有12%的银行全面执行了绿色信贷政策。一半以上的银行在落实绿色信贷政策方面情况不佳。其中18%的银行没有任何和绿色信贷有关的信息。
评估报告透露，自2006年环境违法信息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以来，全国信息报送数量已达5万条左右。但仍有30%多的地方环保部门信息报送与环保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相差较远。
中外对话：中国银行业信贷绿色度总体偏低，关键障碍在于哪里？
原庆丹：50家银行绿色信贷管理的政策基本都建立起来了，但管理措施并未真正渗透到风险划分、授信和评级之中，挂在墙上的更多一些。从整个银行业的贷款比例看，“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项目贷款比例比较高，其中地方城市商业银行最为突出。它们受地方政府的影响比较深，有些地方政府限制环保部门提供一些企业和项目的环境违法信息，也有一些地方政府要求当地银行给环境风险高的企业提供贷款。
总体来看，银行机构执行绿色信贷长期动力不足。银行要逐利，无论金融怎么创新，污染治理也得有人买单。中国需要更有利于环保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法制环境。这些是金融绿色提高的前提。
而且，中国金融机构在环保方面承受的压力与国际上横向相比，还是小得多，可以忽略不计。出了环境问题，媒体指责责任企业和政府监管，很少去问责金融机构。这与国外的情况很不一样。国外的社会舆论会问：谁给它投资？谁在助纣为虐？
中外对话：中国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几大国有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的绿色度水平差异明显么？
原庆丹：差异不明显。
国有银行主要受政府管制和宏观调控的影响。关于绿色信贷，政府发了文件，银监会制定了很多具体管理办法，去年刚刚发布了绿色信贷指南。国有四大行都在响应、落实、执行，比如有的银行搞了企业名单制，征信过程中清查企业的环保劣迹，等等。但局限在于：目前这些行为没有什么标准，也不向社会公开，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或部门来确保环保方面的评估。如果某个项目有问题，它也不会公开在其中的信贷参与。这些信息银监会可能知道，但社会不知道。大家都没有勇气去公开自己的家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家做得都有限。
中外对话：中国金融业的哪些局部，是绿色程度最低、问题最严重的？
原庆丹：大型商业银行总体表现比较好，银行越大表现得越好，尤其是国有控股银行。
比较差的是一些地方信用社，它们也没有项目可以选择。有些污染项目，不通过信贷渠道来融资，这造成中国以信贷来调控的力度有限。对于地下融资，绿色监管更是鞭长莫及。中国的大型企业，无论多么高耗能高排放，尽管总量很大，但是监管力量看得见、管得着。事实上最严重的污染往往存在于那些监管没有延伸到的地方，甚至统计数字都无法完全体现出来。
中外对话：放在全球背景下来看，中国金融的总体绿色度与国际相比，水平如何？
原庆丹：也许不具有可比性。
中国绿色金融靠行政推动。靠行政推动的事情，很难持续。以美国为例，美联邦储备委员会管好利率就行了，绿色金融有法律去管；在信息公开的环境下，还有老百姓、ＮＧＯ这些社会力量。中国的“水土”是与此完全不同的，不光是市场环境、运营模式、法制化程度、信息公开程度都不一样。可能真的不可比。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西方国家已经度过了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高排放阶段，产业转移、创新驱动，客观上没有那么多污染排放产生了。
中外对话：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绿色金融的总体程度，肯定是跟经济阶段、市场环境是一致的？
原庆丹：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它其实可以超越一些，走得更快。金融业不同于实体产业，高度依靠管理、服务、信息，可以有更好的引领作用。中国银行业相对集中，商业银行没有那么多，大的银行就十几家，加上城市商业银行不过几百家，便于达成共识，这其实是中国提高金融绿色程度的优势。它们可以更有前瞻性，更好地引领经济运行的可持续发展，关键是标准一致，达成共识，从金融机构到各级政府令出必行。现在金融机构在项目问责中基本没有连带责任，只有财务风险，事实上它们完全可以成为风险评估的专业化力量，甚至帮助化解环境风险。中国金融业不缺人才和资金，假如拿出利润的３％或者５％来实现专业化的评估，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当然，我们急需在法律约束和信息公开方面加大力度。
